职工对工会的社会评价问题

研究职工对工会的社会评价问题，是解决工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有吸引力、凝聚力和活力的关键。因为人是作为能够自觉地追寻意义和创造价值的过程而存在的。对其所追求的意义和价值的认知与评价是人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与创造的前提。对某一组织或客观事实的肯定性评价会引发积极的肯定和追求，反之则导向消极或背向的行为。尤其是当今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科学地认知与合理的评价成为当代人类自觉有效地从事各种活动的必要前提。因为它们既是人们活动的一种产物和结果，也是人们直接的生存和活动的环境，更是人们有效地从事社会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社会组织形式。工会作为广大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现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与职工对工会的社会评价是密不可分的。   

任何现实的社会评价至少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社会经济的评价、政治的评价、文化的评价。从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出发，研究职工对工会的社会评价，也可以由此引伸出去。

一、职工通过工会组织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社会经济发展构成社会基础，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中对经济利益价值的追求具有优先于其他任何价值的性质。

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有没有公正的社会环境，有没有自由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的第一选择。正如这几年出现的村级民主选举，并没有如一些人预言的那样，是农村大包干后的又一次伟大变革。与当年大包干时中央一纸政策就让农村热气腾腾大变模样的局面相比、村民们对于上面赏下来的民主显然没有投注多少热情，对于落到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并不那么在意，他们更希望的是少一点摊派和提留，少～点上面指令的“逼民致富”的大动作。也即是说村级民主选举这…社会活动环境，对于解决农民急待解决的问题，即经济利益问题用处并不太大。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明人们大都从一社会行为的结果中作出社会的评价，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意思则表明，如果没有满足最基本的经济利益需要的物质条件，人们的生存就难以为继，这样，所有一切客体对象因失去价值主体而失去其价值。因此，没有其他价值，价值世界固然不能完整，但却仍存在一个不完整的价值世界；然而，如果没有作为物质价值的经济利益，则整个价值世界就会倒塌，这就是追求经济利益优先性的根据。从这一视角出发，工会在实现职工经济利益值方面，显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工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出现的首要条件就是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可是今天，我们在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方面，却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诸如对拖欠、克扣工人工资的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去为职工说话办事；再如不为职工买保险的现象，我们也显得软弱无力。近些年来，省总通过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会缺乏手段的问题，但是实践中因法律的执行程度等诸多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样，职工认为工会事实上不能为他们实现自身利益提供实质性保障，从而对工会失去了热情，其加人工会的积极性也就可想而知。省总宣教部就“你对所在企业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看法”问题向4929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时，只有17．3％的人认为“很有作用”；这些数据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表明职工对工会的评价态度，但应该相信，它也不会相差太远。

二、职工通过工会组织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程度

公正即正义，它的基本含义是公平和正当。在人类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公正是一个普遍而基本的追求，自古至今，从来如此。公正也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分化的产物。在社会不同阶级或不同阶层、不同集团有了利益的分化与冲突之后，才产生了合理划分利益的客观要求。这种要求便是对公正的要求，用休谟的话来讲，即“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公正也是社会合作的产物，“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为了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少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美·罗文斯《正义论》)。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在协调利益分配方面的功能恰恰是非常欠缺的。

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形式是利益交换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后者尤为突出。根据省总宣教部最近的问卷调查，73．4％的人在回答“改革给哪些人好处最少”这一问题时，认为国有企业工人所得好处最少。在回答“改革给哪些人好处最多”时，只有1。7％的人认为国有企业工人好处最多。这表明不少职工对当前的利益分配问题，认为是不公正的。而分配公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合作产生的利益。如何评价各个直接合作者对这个利益的贡献，既有技术上的难题，又有经济上的评价成本问题。职工当中这种“分配不公”的心态长期积累下去，无疑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的，更无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致命的弱点是，面对这种现象，工会本身没有条件发挥社会利益分配的调节器、平衡杆的作用，这无形之中阻挡了职工通过工会寻找公正的肯定性行为。

社会平等问题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特别是空想杜会主义的思想史上，平等一直是一个核心价值，以至有人说“社会主义所探讨的问题就是平等”([英]社会主义同盟：《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曾经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也曾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为‘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现代西方思想家着力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保存私有制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观点。如阿德勒在《六大观念》中把平等分成两大类，四种类型。可以说社会平等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在研究，资本主义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社会有平等的规则，为社会每个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在全社会利益中分配上的差距不能过分悬殊到破坏社会的有序性，不能影响群体生存的和谐。可惜，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惯性作用，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至今仍长存于人们的深层心理中，以致社会实践中渚多不平等的现象大量存在。诸如过分强调职工的义务，而忽略职工的权利；过分强调经营管理者的权威，而忽略经营管理者的义务；在利益分配中过分突出经营管理者的利益，而忽略职工的利益；在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过程中，理论上主体双方地位的平等与事实上双方地位的不平等现象等等，都需要不断予以重视与解决。而长期以来，我们却都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等意识形态化的语境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工会作为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它的本义中应该包含有为职工争取平等的权利，推动职工履行平等的义务这一内容，但我们的工运理论似乎在有意回避这一命题。

三、职工通过工会实现自身文化追求的程度

工人文化宫的存在和发展，已经隐含着工会的一种社会职能：工会必须承担起职工实现自身文化追求的职责。否则就不会有“工人文化宫是职工的学校和乐园”的说法。是学校，就有传道授业的职责；是乐园，就是职工满足自身文他们的“学校”和“乐园”呢?他们通过文化宫这所“学校”追求了什么?满足了什么?这是值得深思和透视的。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回答是不是“乐园”的问题。只有回答了是不是“乐园”的问题，才能判断职工对工会的依赖程度，拥护程度。解决上述几个相关疑问之后，职工对工会的态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从社会评价论的角度看，文化的价值表现在对人类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的建构和传播上。由此推之，工人文化宫作为职工的“学校”，它的价值表现在对职工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的建构和传播上。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由于文化现象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的缘故。不同于自然界，文化世界是人的创造物，它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存在形式，它包含着人的劳动、创造力、精神和意志，即它含有意义。工人文化宫作为工会建构和传播职工价值意识、价值观念的具体环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而是一个意义世界，一个“文化场”。既然广大职工要在这个特定的“文化场”中进行文化创造，那么就等于在特定的“文化场”中进行经验的积累和维持。这些经验、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无疑应该符合职工的身心需要。通过这个文化宫，慢慢造就特定文化场中人的价值心理。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它的排列结构和秩序处于稳定状态时，它所维持的经验及其价值就会形成职工的价值心理定势，沉淀为一定的价值倾向性。这就应该是“学校”的职责，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它离成为“乐园”的距离也就不会太远了。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全国人民都穿着同种颜色的衣服，而没有更多选择的前提下，工会的文化宫较好地完成了这种文化建构的职责的话，那么在人们有更多比较的空间和选择的范围及选择的主动性的今天，工会的文化宫能否满足职工文化建构与传播的需要呢？这实在有待我们加以探讨。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去透视。

一是封闭式环境与开放式环境。计划经济时期，工会文化宫的环境是静态的、封闭式的环境。它的功能指向是很单一明确的，即直接为职工服务。而且它也无法考虑文化价值多元化的问题。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把意识形态化的语境凸现为观念化的文化而存在。所以你别无选择，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的文化功能的实现却要置身于整个广阔的文化市场。   

二是无成本核算与有成本核算的问题。与第一点相辅相成，计划经济时期文化宫的静态性，以及价值创造的单一件，使它不存在也没有必要考虑经济成本问题，只要它完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复制，就可以说它完成了自身的文化创造功能。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建构与创造，远非计划经济时期那么简单，一呼百应的文化现象不可能再次出现。   

三是自身生存发展与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宫要成为“学校”和“乐园”，没有经济基础作支撑是做不到的。社会转型期，只有生存与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成为“学校”。这时我们往往重视了生存与发展，忽视了“学校”与“乐园”的职责，而后者却正是广大职工所渴望的。马斯洛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极相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刻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则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我们的情况当然没有这些极端例子那么严重，但是如何满足当代职工的精神文化需要，从而永远使职工处于热情状态则是值得探讨的。

(作者单位：广东省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