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江教导营到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全国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中共华南分局决定，要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做好迎接广州解放的准备。在香港，凡是与我党有关系的力量，都要尽可能团结起来，一旦广州解放，即配合南下解放军接管广州。因此，党组织一方面在香港组织新民主主义工人协会（简称“新工协”)、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者协会、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等外围组织，以壮大党的力量；另一方面，因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广州搞白色恐怖统治，搜捕进步人士，为保存积蓄革命力量，中共广州党组织把一大批地下党员和地下学生联合会成员调往香港，培训成为接管广州的骨干，这就使我党在香港的力量更为强大。但是，这一大批党的骨干力量，不可能等广州解放后一下子全部返回广州去，这样会引起香港当局的注意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香港的中共党组织决定先把这些骨干陆续带到东江游击区去建立东江教导营，集结待命，以便广州一解放，即全部开赴广州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7月，陈景文、古念良等人第一批到达大亚湾，大亚湾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活动的地方，东江教导营因而得名。我是8月份从香港到大亚湾。东江教导营按部队营、连、排、班建制，陈景文任营长，我任副营长，古念良任指导员。陆续到达东江教导营的约有一千人。

教导营的任务：一是组织学习，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还进行形势教育学习。二是建立工作队。大亚湾当时已建立了我们的政权，但当地很缺乏干部，应区长的要求，教导营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去帮忙开展征粮、减租、减息、夏收等工作，这也使教导营的干部在进入广州前得到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锻炼。三是军事训练。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官李振中、黄大锵任军事教官，他们每天都按部队的方式对教导营的干部进行训练。

不久，钟明、杨应彬、周楠等领导人先后抵达教导营，教导营的干部日益增多。中共华南分局决定教导营全体成员到江西赣州集中以便汇合解放军南下。为行军方便，教导营改为四个营，我任第四营营长。但由于解放军南下解放各地的形势发展很快，结果我们来不及赶往江西，全体干部折回惠州乘船赶往广州。

10月21日，我带领的第四营到达广州。我们第四营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原“新工协”的成员，所以一到达广州，便与负责筹建广州市总工会工作的广州市市委副书记廖似光取得联系，参加筹建广州市总工会的工作。

10月23日，参加筹建广州市总工会工作的全体干部在广州的东亚酒店开会，廖似光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她传达了上级有关筹建厂州市总工会的指示精神，阐述了中共领导下的工会性质、任务，并作筹建广州市总工会工作的动员。26日，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廖似光任主任。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的主要任务1一是砸烂按行业性质组织的旧工会；二是到工人中串连扎根，挑选骨干，按产业性质建立新工会，并尽快组织工人恢复生产；三是组织工人纠察队，协助军管会维护社会治安。

11月24日，广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队部成立，廖似光任政委，余渭泉任副政委，朱敬文任总队长，我任副总队长。工人纠察队下设6个大队，21个中队，40多个小队，在编人员1500人。还颁布《广州市工人纠察队组织条例》，规定工人纠察队主要任务是保卫   工厂，保卫生产；维护工厂治安，协助缉捕匪特；宣传和协助推行政府有关治安的命令。

刚刚解放的广州，社会治安较乱，工人纠察队日常的任务是巡逻，以维保治安，保证工厂的正常生产，同时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查封赌档、烟馆；配合广州市接管委员会接管官僚资产。12月5日，由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孙乐宜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带领工人纠察队近千名队员与公安人员直奔预先经过调查的广州市内各地下钱庄点档，查封大拔港币、金条，缴获电台一大批。经过这次行动，广州的金融秩序很快稳定下来。

工人纠察队成立仅一个月，即配合广州瞥备部队和公安机关破获治安案件800多宗，拘捕罪犯1300多人，收缴枪支1300多支，收容和处理散兵游勇1万多人，没收和焚毁淫秽书画4800多件，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广州市社会治安有明显的好转。

12月18日，广，川市总工会筹备处改成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1952年9月，广州市总工会成立。在广州市总工会成立前的筹建时期里，我先后担任广州市市政工会主席、广州市医务工作者工会主席、广州市建筑工会主席。解放初期，广州的建筑工人普遍没有固定的供职单位，他们通常都是站在三角市一带等入雇用，这种现象称为“企市”，而雇佣他们的并不是真正的雇主，往往是二老板或三老板，故“企市”的建筑工人受多重剥削，生活十分艰苦。为解决这一问题，广州市建筑工会和市劳动局联合建立建筑工人调配处，市劳动局局长李果任处长，我任副处长。各区设立了调配站，把建筑工人直接调配到各用工单位，从而结束了建筑工人“企市”的悲惨生活。经调配处介绍，建筑工人很多都加入了国营建筑公司，生活有了更大的保障。

解放初期，一些资本家不明党的政策，或为逃税而关闭工人，携款逃亡；一些工厂则因资金不足而不能维持工厂正常生产。因此，广州市总工会筹委会组织工人自筹资金，自选厂长经理，或大家暂时不拿工资，以保证工厂继续开工，维护工厂的正常生产。一些资金不足的工厂，由工人集资注入资金，与资产共同管理工厂的经营。到银行取款使用的印章也是分为两半，一半由工人掌握，另一半由资方掌握，两个半边的印章合起来才能到银行提款。所以，组织工人生产自救的过程，也是让工人参与工厂经营管理的开始，是我们贯彻党依靠工人阶级的工作方针的一种具体实践。

（作者为原广州市总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