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船坞工运回忆

作者简介1925年 生于广州一个店员家庭，读书至小学五年。198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轰炸广州，家被炸毁，投奔香港亲戚，当学徒，后在船厂当翎工。1949年6月任九龙船坞勞工联合会生席。1950年7月被港英政府拘捕递解出境回到广州，为当时闻名的“两麦事件”历史见证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重新统治香港。由于工商业受到严压摧残，经济尚待恢复，再加上蒋英矛盾上升，在一段时期内，港英政府采取了允许工人罢工、结社等怀柔政策。1946年2月， 香港太古，海军、九龙三大船坞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战前是九至十小时)的斗争取得胜利，鼓舞了各行业的工人; 1947年我们开始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而斗争。

1947年春节前后，九龙船坞工人深感工资低、生活难，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呼声不断高涨。至三、四月间华人机器会接受工人的要求，同意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决定增加百分之百工资（即从二元底薪增加至四元）。过了两个月，工资未见增加，也没有见到“华机”有任何动静，工人对“华机”的表现非常失望和不满。在一片鼓噪声中，有人提出：   “不要华机，自己出马”。正在“华机”无所作为的时候，九坞的“霖伯温"(工头）插手此事。6月的某—夭通知各部门选派两名工人代表去油麻地吴松街林园酒家开会，商讨增资问题，工具部的代表是我和梁祥。第一次主持会议的车床部麻伯温马田。会议推举5名代表(其中2名工人)去向资方交涉增加工资问题;这一次交涉资方没有答复。我们又开了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如不再答复就采取行动，闻时，在工人中组织了“十人团”，随时准备罢工。这时华人机器会派人来制止我们的做法。说要搞由他们统一搞，不能自己“单干”。于是，各部门工头便软下来服从了华机会。至8月华机向资方提交48小时最后通课，资方没答复。于是大罢工开始，我们九龙船坞的罢工组织得很好。罢工那天，按照华机会的通知，下午四点半工友们便纷纷放下手中的工具准备出厂，五点钟，3000多工人有秩序地离开工厂。罢工后的行动，听从部门代表指挥。

罢工初期资方态度强硬，谈判未果。工人斗志尚佳，无人违纪返工。10月份双方进行讨价还价，处于相持状态。这期间，为防止工人利益受损害，工人代表分别向劳工司、华机会提出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谈判的要求。结果得到同意。九龙船坞工人代表是霍德、黄灯明，太古船坞是叶光，海军船坞麦耀全等共6人列席劳资谈判。

罢工坚持至20多天，工人由于全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增大，斗志渐现疲软。“华机”上层也察觉工人的状态不佳，恐工人支持不下去，害怕承担罢工失败的责任，于是没有征得工人同意便秘密决定接受资方条件结束罢工。于是在最后一次谈判时，担自接受了资方的：只增加50%工资（即从二元加至三元）和罢工期间不发工资的条件。当晚“华机”领导在总会向工人代表宣布：加薪谈判结果，增加工资50%(即每天增加一元）罢工期间工资不发，明天复工，如不上班者，后果自负。代表们听了这些宣布后，情绪激昂非常气愤。纷纷抢着发言，表示反对，有人拍桌大骂，有人站上椅上、台上抗议华机与资方勾结出卖工入利益。有几个代表甚至跑上主席台指着韩文惠（华机主席）李祥（副主席）的鼻子大骂工贼、猪仔头...…等等。场面异常震怒、激烈，以至惊动警方到场维持秩序，并保护韩文惠、李祥骂升会场。这种激烈场面当晚同样出现在九龙华机支会。九坞代表除了痛斥抗议华机的出卖行为外，还郑重地对华机领导及新闻界发表声明：(1)继续罢工一天抗议华机的出卖行为； (2)从今以后不要华机领导，组建自己的工会一一·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

随后，由霍德等拉队到打铜工会继续开会，商讨筹建“劳联”和复工后的工作。当晚议决(1)会名定为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2)选出筹委15名，霍德为主任，我和关川为副主任，共同负责筹建“劳联”，开创九龙船坞工人运动新夭地。

“劳联”是在工人大罢工中诞生，是从老牌右派工会“华机”控制、统治的领地冲杀出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爱国进步力晕的发展、壮大和胜利。反动、落后势力的削弱和失败。“华机”在这次大罢工中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反而成为出卖工人利益的罪人、工贼。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劳联”是经受过罢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它的领导层、工作人员也是广大工人所熟识的诚实工人，又肯为工人做事，因而甚得工人信任、拥护，工人一经号召便踊跃报名参加，连原“华机”的会员也纷纷声明退出“华机”，参加“劳联“。甚至连新机部霖伯温陈镇英等少数工头，也积极向“劳联"靠拢，表示要做“劳联”会员。与此同时也引起各种落后、反动势力的注意和仇视，恨不得把它抬死在摇篮里。所以劳联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资、美蒋、黑黄等反动势力的仇视、打击、迫害。

我们胜利结束罢工回厂上班第二天，九坞资方就向我们开刀，借口工程不足，开除20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不少是罢工中的骨干分子。厂方的报复行为当然激起工人的侦慨不满，工人纷纷表示抗议。霍德率领部分筠委向厂方进行抗议交涉，要厂收回无埋开除工人的命令，否则后果自负。同时动员、部署各部门工人开展各式各样的、巧妙的怠工行动。经过一周的较堡，厂方接受“劳联”的要求，同意200多人回厂上班。这是劳联建立后取得第一次胜利。类似这样的事悄，如1948年无理开除霍德、使用黑社会力篮对我进行恐吓、威迫等事件经常都有发生，但由于我们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手段及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敌人的阴谋迫害大多数都被我们击破、扮碎，使劳联更加坚强、壮大。

1948年6月，“劳联”在油麻地大华戏院举行隆重成立大会。全厂1500多会员出席大会欢庆自己的工会成立。港九工联会及各兄弟工会到会热烈祝贺。大会召开第一届执委会，霍德被选为第一任主席，我和关川、梁树被选为副主席。

“劳联”成立后，始终站在工人一边，想方设法维护工人利益，关心工人疾苦，帮助工人解决困难。不少工人收入低微，无力送子女入学读书，我们就利用工会会堂办识字班，吸收工人子女来读书识字。后来我们又得到“工联会”“劳教会”支持赞助、港英教育司同意在“劳联”会址旁边建了一个“红劭劳工子弟学校”，使贫穷的工人子女享受到正规小学教育。我们又在工会内办了一个职工饭堂，方便工人午间就食，减轻工人经济开支。此外我们又为工人组织起福利组，使年老工人去世后有一批丧葬费（白金），不至于弃尸街头；我们又为青年工人举办各种技术学习班、讲座，帮助工人提高技术，增强生存本领。力了满足广大肯年工人文化娱乐的爱好，我们成立了一个雄声歌剧团，比较有名气的进步演员来教歌教剑，使广大肯年通过唱进步歌曲、，演革命舞剧，接受爱国进步思想理论影响，提高觉悟和素质，逐步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由于为工人做了大械工作，会员们深感满忘，“劳联”威望越来越高，力朵不断扩大，到1-919年6、7月全厂20多个部门均有“芳联”会员组织，约70%的人参加了“劳联”。

1949年6月，霍德等一大批力量耍回内地准备接收广州的工作，“劳职”的亟任由我来承担，出任主席。为了扩大劳联在红劭的影响，充分发挥其作用，根据当时国内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我带领“劳联”的委员、骨于对红砌地区的中间落后的社团开展团结争取的统战工作。首先动员教育他们靠拢“劳联”，共同维护本区群众利益，继而动员教育他们在10月1日升挂新中国五星红旗，接着争取他们共同举办区域性的庆祝新中国成立、新政协开幕大会。经过我们团结教育，区内八个团体均靠拢我们，并接受我们的意见，10月1日升起五星红旗，并在10月中旬以八个团体名主举办一个地区性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大会之后，我们又不失时机向红砌地区商家店档募捐，动员他们捐钱捐物，慰劳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多数商家都热心捐助。我们开展这样政治性甚浓的活动，港英当局当然是不高兴不欢迎的，但由于祖国革命事业取得节节胜利，再加上我们不怕苦、不伯死的英勇行为，港英当局只能无可奈何。

随着形势的发展，1,91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港政策发生变化，加强了对共产党、香港爱国进步力盈的戒备和镇压。由于九龙船坞劳联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人心也就更加引起当局的注意。当局政治部经常派人来了解工会活动，几乎每天有人对我跟踪。1950年7月6日我到沿九工联会开会，会议内容是部署开展反美侵朝、保卫世界和平活动，很晚才回到九龙船坞劳联会住址。半夜三时香沧当局政治部密探破门而入将我“请”去瞥察局。门外四周马路上布祸了警察，三部警车停在门口。我被转送了几个酱察分局，天亮后押到大埔分局送进牢房。10点左右，港九工联会副理事长麦耀全也被推将进来。他是当天早上回厂返工时在厂门口被抓的。

次日上午10时许，我和麦耀全被叫到大堂审讯，瞥方拿出“香港总督不欢迎你在港居留，终身递解出境”的字据要我们按手指模签字。先叫我按，找强烈抗议痛斥他们的非法秘密绑架行为，拒绝按模签字，被押回牢房。10分钟后，麦耀全回来，我又被拉出去，我仍然拒签，被警察大力来回推撞踢打几轮，最后被人抱起，拉住我的左右手，强行按下十个手指模印。中午，我和麦耀全被扣上手拷上车，押送到罗湖桥回到深圳。

秘密拘捕“两麦”，并驱逐出境，是港关当局打击、镇压爱国进步力量行为，也是港英当局“民主自由”面目的大暴露，受到省港两地工会和工人群众的强烈谴责和抗议。

我和麦耀全回到广州后，被安排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一直至今。

（作者为原省总劳保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