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香港回来情况

我于1935年起在香港电话工会工作，1936年参加革命，搞地下抗日救国会。1938年入共产党。1948年4月港九工会联合会成立，我任副理事长。下半年，工联会理事长朱敬文到哈尔滨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由我担任港九工联会主席。当时香港的工人斗争主要是为福利、增加工资等，并与内地解放形势配合起来。工人们都很兴奋地迎接解放，流行这样一种想法：广州快解放了，香港也快解放了。我们经常开大会庆祝解放，港英当局害伯，派其政治部的人跟踪，开会要经他们批准，并派人坐在那里听。组织上的人告诉我巳有七个人盯睛，通知我回内地。

1950年正月初六我接到通知：请回广州开会，明天早上即走。当时出入境来回自由，我拿了简单行李起身。在尖沙咀一上火车，就听到香港新闻广播公开点名说：“张XX巳离港，听说是去北平考察工运。根据观察家说，可能不再回来。”

我回到广州，到市总工会报到。当时见到陈能兴、廖似光、余渭泉、朱敬文，他们都说：“暂时不要回去了，避开一下。”我就住在市总工会。年初七，市总这里贴上了小红条，上面写着：省总筹备会。我在那里住了较长时间，便想：什么时候回去？得到华南分局的指示是不要回去为好。大约二个月后，华南分局叫我到北京请示工作。到了北京，见到好多熟人，其中有刘达潮、唐章、高波等海员工会的人。我住在海员工会，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后由高波带着去见全总副主席李立三。李立三问：“你认为留在国内好，还是回香港好？”我答：“哪里都行，由组织决定。不过我在香港长大，熟悉那里的情况，在广州要从头做起。”李说：那就回香港吧，回去转告分局。可当我买火车票时一看报纸大吃一惊：麦耀全、麦河志被递解出境！回到广州，方方指示我留下来。这回我便留在省总了，作为南方工会的代化名为赵子温。省总筹备时一直叫赵子温，后决定不再回香港时才改回张振南。南方工会包括了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有五人负责：我、张东苍、谭其科、黄灯明等。

我从北京回来差不多半年时间里，省总工会筹备的实际工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全是林镕云、陈能兴做。至于当时挂省总副主席名，主要是对港澳工会，因为港淏工会的人一回来多数要到省总工会找我，我出面接见，座谈及解决一些问题。广东省总工会中从香港回来的同志很多，被递解出境的省总都要。二十年代、抗日战争的工人去香港都有种子留下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香港的影响很大。港英当局把工人领袖递解出境对香港工运震动也很大；走了一个麦耀全，还有多少麦耀全！工人们坚持跟资本家作斗争。

1953年省总工会刚成立不久，我就调到粤桂航运公司工作。该公司是1950年时省的第一家公私合营公司，共有13条船，有几百个工人。当时城乡交流少，船运基本停下来，工人没有工资发，资方又老伸手要钱，矛盾很多。我去到公司后，公司宣布破产，公家收购船只，交给交通厅下属的省内河航运管理局，我当副局长。过了两年又调到省委组织部四处港澳工委办工作。

（作者为原省总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