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转岗、转行、重新就业的风险意识初探
——职工对改革看法问卷调查分析之四
目前,我国劳动就业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职业流动呈刚性状态。职工进入某一行业、某一岗位往往就相对固定下来,除非调任或自愿离职,缺乏流动性。人才的单位所有制、行业所有制造成了流动的壁垒;另一个存在的问题是富余人员和在职失业的现象甚为突出,结果造成“以牺牲效率而换取普遍就业”的状况,这种“祖放式”的经 营或“劳动密集型”的经营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日本经济界分析,中国的劳动生生率只及日本的1/10;我国劳动部门的统计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劳动时间利用率仅有49.95%(注:见《工人日报》1988年9月28日)。改变粥少僧多,就业结构失调的局面成为改革劳动制度的迫切要求。
自今年开始实行的“三项制度改革"'是对传统体制的突破。改革力度的强化势必触动原有就业结构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引起职工利益关系的调整,造成一部分职工的职业危机感。为此,广东省总调研室于今年2-3月,抽样调查了12个市县的4000名职工,回收问卷3643份。本文拟据调查结果就职工的转岗、转业、重新就业的风险意识作初步探讨。
一、职工对转岗、转业、重新就业的风险意识强
(1)在回收的3643份问卷中,有近30%的职工愿意由国家发给最低生活费,自谋出路。这类职工在职业的竞争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强,他们对自己的技能、社会适应能力和寻找工作机会的信心较强,在企业出现变动和波折(如关停并转或裁减富余人员)时,他的自主意识和自信心都较强,因此他们的就业风险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最强。
(2)愿意转换所有制重新就业的职工占1/5,其中愿意并转到三资企业去工作的占15.8%,愿意并转到乡镇企业工作的占4.2%。由于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自主经营机制、用工机制、分配机制和自负盈亏机制均与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同,许多职工既支持改革,但又不愿丧失在全民,集体企业求得的安全感,不愿减少在福利保障方面的既得利益。而这类职工具有较强的转行意向,对三资和乡镇企业有较强的认同意识,因此,他们属就业风险意识相对较强的一类。
(3)愿意换行业重新就业的职工占18.1%。这类职工介于转岗与转换所有制之间,其风险意识也处于两者之间,对新行业和新的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但总的来说属风险意识较强之列。
(4)愿意在本行内由组织安排转岗的呫导1/4强。这类职工的风险意识相对较弱。他们往往不敢参与更大范围的就业竞争,而且对组织的依赖性较强。在对待改革和企业出现关停并转的态度上呈既愿意岗位流动,又对自己的素质和竞争力信心不足而觉得要求助于组织安排的心理状态。
(5)就业风险意识最弱的职工往往在企业遇到困难“等国家救济,重新安排”之类,占5.8%。他们处完全被动依赖的状态,承受能力也最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我省职工就业的风险意识较强(最强和较增三项合起来)的为67.1%,而风险意识较弱的(最弱和较弱两项合起来)为23.9%;尚有9%职工态度不明确,尚处等待观望状态。
为了进一步测量职工对“三项制度改革”而引起的一部分职工生活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在问卷的第10项列出四项选择供被调荭者选择。统计结果反映,有51.8%的职工风险意识强,不愿成为被救济者,不要国家或企业教济。宁可尽自已努力或接受亲友资助,这与以上结论基本吻合。
二、影响职工职业风险意识的几个因素
在问卷统计的基础上,我们对有关变项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性别、收入,与职工的职业风险意识有关。
(1)别与职业风险意识(见表1 )。
男女在心理和生理条件.上是有差异的,社会对不同的性别角色亦有不同的期望,在适应工作和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方面,男性比女性有更为优越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在传统的就业制度发生变革时,女性体验到的紧张感和危机感较多。表1表明,在职业风险意识上,男性强,女性弱。性别与职业风险意识呈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27。
(2)年龄 与就业风险意识(见表2 )。
年轻人比中老年人精力和体能强,对工作适应能力也较强,加上他们从进入工作岗位始就体验过激烈就业竞争,因此,他们在就业意识方面比中老年职工强,其相关系数为0.14。这与广东目前职工年龄结构中,青工占60%,因而形成第一部分的结果:职工就业风险意识强相吻合。
(3)收入 与就业风险意识(见表3 )
收入低,会促使职工向高收入行业或企业流动。从我省目前职工的收入状况来的,(稍有节余或无节余的占86.5% )基本情形看,大多数人混望向高收入行业或企业流动,不满足于目前职业状况,要求改革的意向较强烈,这是就业风险意识强的社会心理基础。收入与就业风险意识的相关关系为0,25,收入的状况是决定职工心理的重要因素。
由于问卷中未列职工受教育程度一项指标,因此,无从了解不同教育程度对就业意识的影响。
综上所述;改革我省目前的劳动制度,“破三铁”具有较强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职工队伍中一些不同群体,如女工、老年工、收入低职工的特殊状况,分类处理,否则必将加重社会的负担,诱发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时,必须考虑职工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力,使整个改革得以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