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工难看分配不公
广州是我国率先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进度明显加快，中心城市组织经济和综合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但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推进，一些影响当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国营企业，尤其是部分行业和大中型企业苦、脏、累工种招工难就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广州的工业以轻纺业为主，因此，纺织业的地位举足轻重。现我市纺织行业职工共64,146人。因工作性质所定，该行业实行“三班倒”和八小时巡回工作制，机器设备陈旧，劳动环境差，由于企业负担（包括离退休职工、各项税收、各种额外摊派等）过重，长期以来，它们无法提取较多的资金来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强职工内收入。长期工作辛苦而收入稍低的状况造成职工不安心本职工作，新职工“招不进，留不住”的问题严重。
据统计，纺织行业自1985年至1990年间：
自然减员（离、退休，死亡）8604人；
被开除、辞退 781人；
被除名和自动离职 11835人。
六年间减员21220人，而招进的职工（包括农民工）只有13785人，尚缺7435人。
农民合同工在该行业的清况是：
1985年 2850人；
1986年 4990人；
1987年 9675人；
1988年 11650人；
1989年 13382人；
1990年 12724人。
广州绢麻纺织厂是该行业中的一间大型企业，有4197名职工。198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000万元；利润总额2300万元，出口创汇1850万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25194.21元／人。但几年来，由于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三班一线的职工一个也招不进。而固定职工调动、自动离职，退休的，走一个少一个。1985-1990年间，调动离厂的职工419名，自动离职270名；旷工除名130名；退离休655名；四项合计1774人。现在，由于招不进职工，该厂只好到省内市外招收农民合约工来维持生产。但农民工也不能长期留住；
1987年招进农民工189人，自动离厂126人；
1988年招进农民工499人，自动离厂232人；
1989年招进农民工452人，自动离厂283人；
1990年招进农民工217人，自动离厂388人。
目前，该厂的1900名一线工人中，就有农民合约工1100人，占57.9%，农民合约工巳成了该厂的生产主力军。这些职工文化水平低小农意识重，流动性大，给工厂的管理以及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少问题。
上述情况表明，目前我市国营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巳经比较突出。我们根据对纺织、建筑行业和部分直属大厂的调查资料分析，认为导致这种巩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1.让会收入分配不公。
流通领城与生产领域职工的收入；承包者与被承包企业职工的收入；“三资“企业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悬殊较大。个体户与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更大。据调查：到1990年底止，全市个体工商户巳经有95265户，月纯收入500元以下的占16.9%,500-1000元的占34.9%,1000-2000元的占42.2%；2000-3000元的占4.8%；3000元以上的占1.2%。而广州市纺织业去年人均收入是3300元（月平均收入只有275元）。最高的5000元，最低的只有2100元。一些亏损企业职工则收入更低。这些差距严重地影响了国营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2.企业内部分配不公。
由于企业内部分配机割不够完善，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一、二线职工收入差距不大，苦、脏、累工种和一般工种收入一样，技术工种和普通工种职工收入差距甚微，使部分职工不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自在当发财”，得过且过，勤懒均利思想严重，大大挫伤了骨干队伍的积极性。
3.税收政策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市场经济，政府给了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个体经济以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这种长期的优惠政策，使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户竞争时条件不平等，处于不利地位。目前，国营企业除了要交纳国家制定的各种税赋外，还要承担离退休职工的生活以各种社会负担、额外的摊派等。而个体户的实交税款只占应交税款的三、四成左右，它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负担和约束，且灵活性大，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国营企业争夺人才和生产资料。如谁给其原材料或生产任务，令其得益，就可以给谁回扣费，可以高薪、高待遇聘请技术人员等等，使国营企业处处被动。例如：有一个乡镇企业就在广州一棉厂门口公开贴出招收轮班长的告示，并特意注明月薪为1200元。其结果，是使这家国营工厂走了一批操作技术骨干。近年，国营企业招收培养的熟练工人或技术骨干不断流向报酬高的“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明确指出：继续增强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具有特别母要的意义。针对我市当前国营企业存在的祒工难问题，我们收集了纺织行业及其他行业一些同志的意见和建议，现整理如下。
1.应适当调整当前的税收政策。
广州绢麻纺织厂工会主席文本源同志希望上级采取必要措施，大力扶持和搞活国营企业，适应调整当前的税收政策。广州市税务局黄志光同志认为：近年来，对个体经济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政策，使个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做法是符合当时形势的，随着改革的深化，税收本来可以逐步提高，恢复平衡，但现在仍然是“十八相送”，继续倾斜政策，而个体户实际交税仅占应交额的30%，加上部分个体户特别是个体挂靠企业偷税漏税严重，无牌摊贩越来越多，出现“有牌唔够无牌做，曰芦唔够个体做“的情况，实际上个体经济挤占了集体和国营经济的利益。据了解，当前大部分国营企业领导都希望调整税收政策，使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可以公平竞争。
2.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企业内部分配不合理是社会分配不公的延仲，其效果是：造成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下降，主人翁地位跌落和责任感淡薄，对深化改革起阻碍作用。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打破“吃大锅饭”思想，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岗位责任程度和个人贡献大小，适当拉大收入差距，严格奖惩制度，以提高职工的积极性。
3.应给部分农民工以留城指标。
国营企业招工难巳成了普遍现象，很多岗位只好由农民工业顶替。而由于用工制度不够完善，这些农民工的户口、粮食等切身问题无法解决，一方面造成企业负担重；另方面这部分人雇佣观念较严重，对搞好企业和职工队伍建设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崔玉光同志建议：现在华侨在广州买屋都可以入户口，是否也可给一些大型企业择优留城5％农民工的指标？这样，既可稳定农民工队伍，使他们感到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大有奔头，又可使企业骨干队伍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