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社会阶层的十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进程使我国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呈现“交织+互动+同步”的特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阶层出现新老演化，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其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力量不断增强。

据不完全统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有7000余万人，主要包括四类，即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他们思想活跃，流动性大，分散性强，与各社会阶层互动频繁，其中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特点，利益诉求差异较大，且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2014年8月至2016年6月，课题组先后对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辽宁、湖北等省份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了走访和调研，针对其中的不同群体共发放问卷6541份，访谈座谈近300人，并深入其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长期研究观察，概括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十大特征。

人口构成上以“新生代”为主体，年龄越大，人数越少。新的社会阶层在年龄结构上以70、80和90后为主，整体呈现出“年龄越大，人数越少”的特点。课题组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课题组调查数据综合分析表明，在新的社会阶层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数占到新社会阶层总人数的70%左右，全国范围内约有5000万“新生代”新社会阶层。

经济地位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但收入分化比较明显。课题组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中，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占比为37.6%，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占比达到10.7%;除货币存款外，还保有一定数量的其他财产，如自有住房和家庭汽车等。与此同时，该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有41.3%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

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态。课题组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津、渝大约集中了该阶层全部人数的7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主要城市也比较集中，如杭州、苏州、南京、大连等地。这样的空间分布特点主要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该阶层的职业选择有关。值得注意的是，该阶层虽然以大城市为核心，但其活动范围呈辐射状态，如许多新社会阶层人士十分关心农村问题，经常到农村开展慈善、扶贫、支农等各类活动，有的甚至直接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

职业构成上知识型、技能型特征明显，岗位变动频繁。从职业分布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一般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或者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的职业，一般以较高知识素质和劳动技能为前提。新的社会阶层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职业的稳定性结构，岗位流动性强，经常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流动，但基本遵循由经济落后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由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规律，这种流动性与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紧密相伴。

业态上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梯度布局，并呈现“体制外”生存特点。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分布在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从一、二、三产业布局来看，多数在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工作。虽然每个群体差异较大，但整体上看，该阶层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分布大致呈4:6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新的社会阶层呈现出“体制外”生存的特点，其职业发展、收入来源、社会关系均与“体制内”群体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

群体类型上分化组合形态多样，群体自我扩张、进化能力明显。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的分化组合形态多样，其中每一类群体又可分为多个次生群体，如自由职业者包括个体约车司机、自由导游人、家庭医务人员、自由文艺工作者等。而上述次生群体又可再细分，如自由文艺工作者又包括音乐制作人、美术创作者、自由撰稿人、平面设计师、独立演员歌手等。各职业间的不断分化与重组可细分为更多的职业群体。他们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多样性，更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需求的瞬息变化。这样的新社会阶层具有强大的“进化”能力，能够不断生发繁殖出新的群体类型，规模也不断扩张。

社会交往上“线下线上”交错，关系网络复杂，跨群体触发能力强。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交往上以专业性较强的“内循环”为主，群体内形成了一个个认同度较高的小圈子。除了职业圈，各种基于学缘、趣缘的圈子也比较活跃。在圈子内部，以线下交往为主，经常以沙龙、茶叙、座谈、乐跑、穿越等形式聚会，抱团取暖，组团取乐，正规群团组织的活动参与不多。实际上，新社会阶层的“圈层化”不仅仅依托于表面的家族和地缘等关系，更是内化于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具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和自觉行动力。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善于运用网络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对圈子以外的群体主要依靠网上动员，“跨界”社交成为常态。他们常常通过互联网以相对专业的知识进行发声，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有些号召力较强的人物成为意见领袖。“线上线下”社交网络相互叠加，更易触发不同人群的“共振”效应。

利益诉求上因来源不同而各异其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构成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知识分子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等“体制内”单位“下海”;二是自主择业直接进入非公有制领域的人员;三是海外归国人员。由于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差异，这三类来源的利益诉求具有各自特点：从“体制内”流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对政策法规比较熟悉，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人脉关系。自主择业人员担心向上流动渠道不畅，最希望拓展个人发展空间。海外归国人员由于在国外学习和生活，受西方政治文化潜移默化影响，对社会问题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具体而言，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关注经济政策的走向;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着强烈的社会建设愿望和要求;新媒体从业人员关心社会民生，多富有理想情怀;自由职业人员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有创意的工作和生活。

政治立场上支持深化改革开放，但对社会有一定批判性。在政治立场上，新的社会阶层不是社会改革的激进派，但却是影响执政根基的关键少数。一方面，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因此获得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支持深化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他们对手中的财富有较强的不安全感。由于不具有“体制内”的身份，他们担心政府的某一个决策会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威胁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对社会现状带有一定批判性，尤其是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制度设计极为关注，如司法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社团注册制度以及新闻制度等，并需要更健全的法治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欢迎渐进式的改革，期待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希望中国的发展始终在良性的轨道上稳健运行。

价值观念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知识就是力量，奋斗成就梦想”是新的社会阶层普遍认可的价值准则。他们笃信知识的价值，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大多是通过考试进入高等学府、运用知识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且大多通过专业知识在所处的领域得到自我实现和社会尊重。但同时，由于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不断加快，既有知识和技能迅速贬值，导致新社会阶层的竞争压力和生活压力增大。由于缺少单位和组织的保障，他们普遍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对自己的前途有一定程度的担忧。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6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