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正掀起热潮。一些省市也开始制订培养“工匠”计划，开始评选本地“工匠”。最近就有一个省会城市提出，计划5年选树市级“金牌工匠”200名，企业级“首席工匠”500名，“工匠”1000名。

我国高技能人才短缺，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培养选树本地“工匠”的举措，对激发产业工人钻研技术、爱岗敬业，肯定有一定推进作用。但作用究竟有多大值得思考。

一是比例太小，对绝大多数一线工人激励作用有限。以重化工业闻名的某个省会城市为例，该市有产业工人上百万，而一年评选出的“金牌工匠”、“首席工匠”、“工匠”才340名，与百万相比，也就占0.034%，真可谓是凤毛麟角。而由于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工人都会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既然“不可即”，干脆就放弃，因此说，评选“工匠”对绝大多数工人学习技术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就值得研究。

二是待遇不高。这个省会城市有明确规定，将优先获评该市“五一”奖章、劳动模范；“金牌工匠”、“首席工匠”、“工匠”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同时，分别享受每月900元、600元、300元工匠岗位技能津贴。笔者认为，这个津贴数对于这么拔尖的技能人才实在是太低了，是否对工人有激励作用，也值得研究。

由此让笔者想起我国从1956年开始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比如沈阳市，多数重工业企业，一级工33元，二级工38.5元，三级工45.8元，最高是八级工，108元。当时企业的中层干部正职工资99元，八级工的工资高于中层干部正职，低于厂级干部副职。笔者小时候家住的那一带有个“王眼镜”，是八级焊工，他将自行车改装成摩托，动静很大，一下班几乎我们那几趟平房全都能听到，每次父亲都说，“王眼镜”回来了，口气中带着恭敬。笔者在企业工会当干事时，工会主席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文革”前他是六级铸造工，加上工种补贴、高温补贴，一个月工资能有八九十元，那时8元钱就可养活一口人。后来调他当干部，他不愿意去，因为收入少了一大块，但又不敢不听组织安排，哭了一场。

但现在不同了，最大区别就是“师不如长”。在绝大多数企业，不用说高级技师，就是首席技师，收入也不能和中层干部相提并论。沈阳市一家全国闻名的企业，首席技师月津贴2000元，高级技师只有500元。首席技师月收入一般也就5000多元，而中层干部月工资加上年终兑现奖，年收入可达二三十万元。有的企业还实行评聘分开，就是你评上高级技师了，如果企业不聘，工资也不增加一分，这都影响了工人学习技术的积极性。

因此说，要想鼓励绝大多数工人愿意学技术，愿意岗位成才，还应该有更好的制度设计。尤其在待遇这一块，不能太低，一定要打破“师不如长”的惯例。

笔者最近了解到，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技能人才管理制度的一些设计，就很有亮点。他们将核心技能人才分三等、8个级别。最高等，首席专家，月津贴8000元；第二等，专家人才，分三个级别，月津贴在2000元至5000元；优秀人才也分三个级别，月津贴为600元至1500元。专家及优秀人才等两年一评，每年淘汰10%。

今年52岁的毛正石是铸工，首席专家、全国劳动模范。2011年时，公司准备提拔他担任车间副主任。成为中层干部，离开车间进入办公室，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毛正石婉言谢绝了。毛正石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首席专家月津贴8000元，是他基本工资的2倍。他还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辽宁省政府高技能人才津贴、大连名师津贴，加起来一个月有上万元。如果当了干部，这些津贴就都没了。

今年34岁的机车调试工张如意说，他2010年被评为专家，月津贴2000元。在专家这一级，他是最年轻的。他现在钻研技术的热情特别高，他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像毛正石那样的首席专家。

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的技能人才管理制度，使工人钻研技术成为自觉，形成了合理的技能人才队伍结构，也因此稳定了技术工人队伍。

一个好的技能人才激励机制，必须让绝大多数工人有奔头、有干头，而我们现在一些地方搞的评选“工匠”办法，像评选劳动模范，其比例比评选市劳动模范比例还低很多，其结果只是对原来的技术尖子锦上添花，却使绝大多数工人对此没有兴趣。

即使有了几年规划，但最后结果也许还是“盆景”，而没有形成“园林”，更不要说“森林”。可以说，“评选”很有新闻效应，却不见得有更持久的激励效果。

过去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培养“工匠”制度，可以仿照“八级工资制”，三年一考级，三年一晋级，工资根据级别增长而增长，让绝大多数工人有奔头。最高级别技术工人收入一定要比较高，使获得这个级别的工人为之自豪，让别人为之羡慕，才能使工人钻研技术常态化。技能人才结构也会因此更加合理，拔尖技能人才也一定会脱颖而出。

（顾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