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工人运动

■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工人运动的中枢，它在发展壮大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等多次军事、政治运动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广州，一座具有两千多年深厚历史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地和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策源地之一。广州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从这里兴起，扩展到全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曾在这里发生。如对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共“三大”和国民党“—大”先后在这里召开；著名的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举办；震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也是在这里爆发；东征、南讨和北伐亦是从广州这个基地出发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广州从事过革命活动，留下深深的足迹。

广州共产党小组（后来通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诞生于1921年3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最早建立的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广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广州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就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为尔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广州地区党组织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努力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广州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羊城以至整个珠江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

国共合作形成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得到贯彻，给广州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冯菊坡担任了工人部秘书，刘尔崧、施卜等担任干事。廖仲恺对共产党员十分信任，全力支持他们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也通过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来实施党的方针政策。当时，广州工人大多数是属于手工行业，具有生产、生活都比较分散的特点。一部分工人为官僚政客、资本家、无政府主义者所操纵、控制。因此，广州的大多数工会不是按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会，而是一些行会性质的旧工会。如陈森、黎端把持的广东总工会，黄焕庭、马超俊、李德轩为首的广东机器工会；谢英伯控制的互助社。中共广东区委工委根据中共“三大”关于“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兼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的指示，决定改变广州工会组织成分复杂、派别繁多、行动涣散的局面，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工会，改造旧式工会，促进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1923年冬，杨殷到广东兵工厂组织工人“十人团”和“兵工厂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1924年春，中共广州地委派杨殷、潘兆銮到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开展活动。杨殷等组织工人改组了原为广东机器工会控制的广三铁路车务工会，成立了广三铁路临时工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中共广州地委在广州的各主要产业中吸收了一批工人党员。如粤汉铁路工人陆枝、谭炳桂；广三铁路工人陆芬、黄豪；广九铁路工人周祯、伍昌；海员鲍武；洋务工人原顺鸿；印务工人黄天伟、马超凡等等。通过这些工人党员在各工会中的发挥作用，把这些产业工会争取过来。与此同时，冯菊坡、杨殷等与无政府主义派的酒楼、茶室、理发、汽车等工会的负责人交换意见，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这些工会从广东总工会内分化出来，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广州地委决定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出面，召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1924年3月5日，廖仲恺在太平戏院召集广州各工会代表1000多人开会，廖仲恺和谭平山讲了话，号召工人们加强团结，统一组织，参加国民革命。与会者均表示愿意加入广州统一的工会组织。同年5月1日，广州70多个工会在广东教育会礼堂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会，廖仲恺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20个决议案，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提出整顿各工会内部组织，按产业原则联合和组织工会，工人实行职业保障，政府要设立劳工科管理工人事务等决议。大会还选出17个工会的代表组成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其中有9人是共产党员。执行委员会再选出刘尔崧、鲍武、黄天伟、周祯（以上均共产党员）、麦锦泉（无政府主义者）为常务委员，主持会务。执行委员会采取合议制，实际工作由刘尔崧负责。大会还聘杨殷为广州工人代表会顾问，共产党员孙律西为秘书。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二楼。

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广州大部分的工会。它的成立，基本上实现了广州工人运动的统一，标志着广州工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职业组织走向产业组织，从分散和各立门户走向统一联合的开始。从此，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广州工人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4年6月19日，沙面发生了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暗杀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麦尔林事件。沙面英法租界当局以此为借口，颁布了“新警律”，规定中国人进出沙面，要携带执照，中国人不得在沙面居住等。沙面洋务工人对此十分愤慨，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中共广州地委派刘尔崧、施卜、穆青、周文雍到沙面发动工人罢工。7月15日，沙面3000多洋务工人宣布罢工。16日，租界的中国巡捕也参加罢工。工人们离开沙面，并向沙面英法租界当局提出取消“新警律”，复工后不得歧视报复，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4项条件。沙面英法租界当局不仅不接受工人条件，还宣布沙面戒严，调军舰到广州，实行武力威胁。7月20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出《反对英国限制华人进入沙面的新警律代电》。中共广州地委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还号召各界人民组织沙面罢工后援会，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罢工工人。7月24日，广州各洋行货仓的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声援沙面洋务工人。沙面的商务很快就陷于瘫痪。沙面英法租界当局被迫与罢工工人谈判，施卜、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谈判。最后，沙面英法租界当局答应取消“新警律”，并同意不得开除罢工工人等。沙面工人于8月19日复工。沙面洋务工人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它大大鼓舞了广东人民反帝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是“二·七”惨案以来，全国工人运动复苏的起点。罢工结束后，一批工人骨干建立了革命工人组织——沙面青年工社。

1924年9月初，广州、香港的工会为支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罢工，成立了罢工后援会，号召工人、市民抵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香烟。杨殷领导了这一斗争。9月8日，广州印务工人为增加工资亦举行罢工。广州工人代表会表示积极支持。9月25日，广州兵工厂揭发了国民党广州党部工人部长、兵工厂厂长马超俊禁止组织工会，拖欠工人工资，开除、殴打工人等劣行。共产党员彭粤生带领工人到中央党部工人部请愿。孙中山下令将马超俊撤职。同年11月，广州盐船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但遭到公安局的镇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坚决支持这一罢工。林伟民在广州协助盐船工人开展斗争。最后，资方被迫同意工人的要求。广州盐船工会加入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定名为广州第一分部。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粤北上。中共发表了《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同年12月，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各界群众团体成立“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新学生社、市郊农民协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等30多个团体发表宣言赞成召集国民会议。12月20日，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在第一公园成立，并举行了示威游行。同月26日，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该会章程。选出省教育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市郊农民协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等11个团体为执行委员，选出黄埔军校等6个团体为候补执行委员。会议还决定发表宣言，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反对军阀混战、由国民会议产生国民政府、民选省长县长市长和乡村自治机关等5项要求。以后，广东国民会议促进会又派代表到上海、天津、江西、福建、云南等处宣传鼓动，多次在广州发动各界示威游行。广东国民会议运动与各省的国民会议运动汇成了全国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5年3月，粤汉铁路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发工作服而举行罢工，取得胜利，并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陆枝当选为主席，潘兆銮为秘书。4月中旬，广九铁路机车工人因不满该路总管调整机车工人的工作和降低部分工人的工资而罢工。4月17日，粤汉铁路机务、工程、车务工人要求路局起用被开除的员工和改善工人待遇，全体举行罢工。路局被迫接受工人条件。

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的名义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前夕，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指出：“只要你们团结起来不断奋斗，不但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终于属于你们，全世界工农专政的胜利也必须属于你们。”刘少奇、陈延年、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等组织领导这次大会。大会共到代表277人，代表165个工会团体和5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和大会宣言、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20多个决议案。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选举由25人组成的全总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推选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全总先后在广州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内、大德路某号、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办公，先后在惠州、上海、广州设办事处。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

□作者单位：广州市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