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党建带工建”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研究

——以广州立白企业集团为例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11年底,全国民营企业达967.68万户,从业人员为1.04亿人,贡献有60%以上的GDP,同时是发生劳资矛盾和纠纷的重点部门。根据党的建设及统一战线理论,民营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经济组成成分,是我党极具发展力的组织基础。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把民企和职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能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02年至2014年底,建立党组织的民企数量由9.9万个增长到157.9万个,占全国非公企业总数的53.1%

尽管近年来民企开展党建的趋势持续增强,但其党组织并不像国企党组织般易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甚至难以达到团结企业和职工的目标而显得形同虚设。有学者认为,让民企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最好切入点就是领导和支持工会等群团组织在企业开展活动,有实践证明企业“党建带工建”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如何通过“党建带工建”构建民企的和谐劳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民企为什么能够开展党建?进行“党建带工建”的出发点是什么?如何实现“党建带工建”?本文试图通过对广州立白企业集团(下简称“立白集团”)进行深入分析,探究该企业成功实现“党建带工建”的切入点与发展路径,以期对其他民企的“党建带工建”实践提供借鉴。

二、理论分析基础

社会交换理论是由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衍生的描述个体行为和行为动机的普通心理学命题,也是人类学的互惠性原则派生出的相互性命题。霍曼斯(1961)、布劳(1998)等学者最早对社会交换行为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概括。两位学者在交换的平等性原理中有分歧,但他们认同互惠原理是社会交换的核心,这种交换的隐含条件是双方通过交换各自特有的资源,可以达到互利的目的。

组织中也时常发生社会交换活动。基于前人的研究,许苏明将社会交换行为分为利他型、利己型、合作型和冲突型四种。其中,合作型社会交换是高绩效企业的特征,交易双方必须同时考虑己方和对方的利益,并且意识到实现对方利益是实现己方利益的前提条件。许苏明还提出制约交换行为的三种因素,分别是社会强制力、行动者个性和自然环境。

三、案例简介与分析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法能够结合具体情境和动态过程,对现象进行厚实的描述,适合研究“如何”式的实践操作性问题。因此,本研究以立白集团为例,深入剖析其“党建带工建”的发展过程机理。分析案例企业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一、半结构化访谈有助于访谈者获得真实有效的一手资料,本研究共访谈了立白集团党委书记兼工会副主席、群众工作部、党委专职副书记及成员代表、党委委员代表、工会会员代表和人力资源部员工代表10人,访谈时间共3小时,形成了近35000字的访谈稿;二、文献分析与半结构化访谈互为补充,分析的文档包括有大量的档案资料,如企业资料、商业出版物等;党中央和国家级、广东省市等发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与之有关的文档资料;以及媒体、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相关报道与社会评价等。三、通过整理、总结,归纳出立白集团“党建带工建”实践的具体做法。

(二)案例选择

广东作为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试验区,拥有较为优越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民企。成立于1994年的立白集团便是其一,作为国内日化龙头企业,其洗涤用品多年来为全国销量第一,公司年销售收入达100多亿元,每年向国家上缴税收超过10亿元。立白集团2001年建立党组织、2002年建立工会、2008年成立党委,一直采用“党建带工建”的发展模式,多年来未发生任何大型劳动争议案件,荣获了“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全国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20154月,CCTV-2《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拍摄《探寻劳动关系新平衡》专题片,立白作为广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工会典范接受了央视的采访。本研究选取立白集团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文章将主要展现和分析立白“党建带工建”模式的过程机理,以探究民企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可借鉴方式。

(三)案例分析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制约社会交换行为发生的三种因素为社会强制力、行动者个性和自然环境。立白集团能够顺利实现“党建带工建”,主要是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交换行为,立白集团基于客观和主观原因使三种因素的制约作用有所降低。

1. 社会强制力

2000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江浙沪考察时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同年9月中组部印发《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着重指导、规范党组织在非公企业开展工作。基于这种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各省市、特别是私营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民企党建迅速扩展开来。2001年,广州荔湾区主管非公党建工作的工商部门建议陈凯旋董事长在立白集团成立党组织。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同年,立白建立党支部,并于2002年成立工会组织,主要任务是维护1万多名员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然而,与民企劳动者相关的法律保护制度并不完善,工会化程度较低,在处理劳动争议、执法监督方面不容乐观。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2012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对非公企业党组织职责的阐述,客观上党组织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民营企业中维护劳动者权益、协调企业和工人关系的重要力量,与工会紧密联合行动。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党建带工建”有助于增强党的组织基础,将工人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在现有体制下,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和发挥作用应该放到整个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体系中去思考,企业工会也是如此。因此,聚焦到企业的微观层面,发展“党建带工建”模式,有助于发挥党对工会的领导和主导作用,通过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工会作为党组织的活动载体,能够通过资源共享获得更多的支持,有利于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自立白集团成立党委和工会后,一直坚持着“党建带工建”的发展模式,让党建带着工会发展。目前,立白总部设有8个党支部,全集团拥有党员1000多名,其中总部党员300多人,占总部员工人数的10%,且工会委员中有2/3是党员,而工会则在党委的带领下,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多年来立白1万多名员工基本没有出现需要劳动仲裁或者法院判决的劳动争议案件,在民企实属不易。

政府部门选择立白集团作为党组织基础的发展对象,为立白集团提供了开展党建工作的机会与平台;而立白集团基于当时强有力的政策导向,与上级党委、政府建立起紧密联系,并利用党组织在全国上下的号召力与向心力,在集团内部也注入这种精神力量,通过“党建带工建”的模式团结职工,加强企业凝聚力。这个相互的过程发生在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的社会背景下,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政策强制力反而对这个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2. 行动者个性

立白集团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企业主具有自主经营、追求经济利益的特点。立白能顺利开展党建工作以及发展“党建带工建”模式,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企业主的支持。

1)企业主与当地政府的社会交换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当地政府掌握着企业赖以生存的大量资源,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发挥着决定作用。而当地政府的绩效也是离不开企业的良好发展。自中共十六大首次明确非公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任务起,当地政府开始把民企党建作为重点工作,以响应国家号召和完成政治任务。可见,民营企业与当地政府都希望获得对方的支持以促进自身的发展。

立白集团董事长陈凯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在中国办企业要志存高远。因此,陈凯旋大力支持立白集团的党建、工建工作,并在党支部成立大会上明确表示,“公司各项费用都有预算,但党组织的费用不受预算限制,只要有利于党建、工建工作,有利于企业发展,我都支持,希望立白集团党委不断加强建设,争取成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民企先进党组织。”基于互惠原则,立白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党建、工建工作,可以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反馈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问题,争取党、政在政策上的指导;而当时广州市政府完成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建工作的政治任务和维护当地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之一是要实现民企党建、工建工作的顺利开展。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与许苏明所提出的合作型社会交换是一致的。

2)企业主与公司员工的社会交换

陈凯旋董事长不是共产党员,却决心把“党建带工建”当作一项事业。一方面,陈凯旋把“党建带工建”与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从管理人员的设置,涉及到公司内部的高层决策、重大决策,党组织及工会的领导都会参与,保证了企业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从企业经营的角度,“党建带工建”与企业的文化建设密切结合,立白集团一系列文化活动都是由党组织和工会等部门共同打造。党委以企业文化中心为阵地,“党建带工建”的工作以企业文化活动为载体,营造了浓厚的立白集团“一家亲”文化。另方面,陈凯旋将支持“一家亲”文化落到实处,他和副董事长陈凯臣共同出资200万元成立“立白关爱基金”,对遭受重大疾病、意外伤害或家庭困难的员工和直系亲属进行专项援助,该基金援助的对象涵盖了立白员工、员工的直系亲属,关爱范围达5万多人。客观上将广州市总工会主办的“广州市职工济难基金”的帮扶作用延伸到立白集团。职工在企业这种“一家亲”的文化中感受到肯定,更容易产生回报企业的愿望,与企业主一起把企业做大、做强,从而促进双方的合作与共赢。企业主给予“党建带工建”一个很好的环境氛围和工作平台,基于交换心理,企业党委、工会会员、员工对立白集团也更有归属感。赵广珍书记说:“既然老板如此支持党建、工建工作,那么党委、工会也要创造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企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局面。

3.人化自然环境

立白集团“党建带工建”模式得以真正实现,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运作平台——社会事务与党群工作部。立白集团社会事务与党群工作部(下简称“群工部”)有17人,包括对外商务接待、媒体传播、企业安全风险防范、群众工作等事务,其中群众工作有3名专职人员,专门统筹管理党建、工会、团建等工作,当工会有任务时便组织工会团队进行协商解决。比如,“立白关爱基金”业务,“群工部”将协助工会开展集团员工的关爱工作,通过关爱基金委员会对遭受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家庭困难的员工和直系亲属进行专项援助。200万元资金统一由工会财务负责人管理,当员工遭受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家庭困难时,员工可以通过“五险一金”的医保报销额度60%,在个人承担剩余的40%中,可以通过提供相关医院票据等申报关爱基金作为第二道保障,据统计,每年至少有二三十个员工得到援助。

“群工部”作为党建和工建的关键连接点,其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公司的工会直选和职代会上。立白集团现任工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层业务骨干兼任,由会员代表直选出来的。这个直选的组织过程由“群工部”负责。在立白集团,很多活动都以党为最高象征,党委处于一个牵头的角色,这种组织目的都基于企业的经营发展、业务运营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主席并不需要有个人行为,大多数决策均在群工部或者其所成立的临时委员会层面制定,更为全面、理性。同时,在立白工会工作中,职代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4年,立白集团成立职代会,并通过职代会的流程选出了职代会委员。同年9月,立白集团召开第一次职代会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代表有职工、律师、人力资源部、业务管理部门的代表等,就有关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充分讨论,并规定所有涉及到员工基本利益的制度都必须提交职代会讨论通过后才能颁布、实施。

立白集团所构建的党建领航的工作格局,在企业上下形成了以党为首的氛围,为“党建带工建”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基于“党建带工建”的工作模式,集团设立群工部作为关键的运行平台,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力与价值。群工部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日常工作的形式对集团内部的工会工作进行指导,通过工会直选、职代会等平台所选出的代表或所形成的规章制度,反过来对集团员工产生一定的保护或约束作用,从而达到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目的。

四、结束语

“党建带工建”是立白集团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立白集团基于政策导向构建了党建领航的工作格局,并在企业主的大力支持下,将“党建带工建”与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成立“群工部”为运作平台,降低了社会交换过程中社会强制力、行动者个性以及自然环境的制约作用,在企业上下形成良好氛围和顺畅工作模式,不仅给立白集团带来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于构建民营企业乃至社会的和谐劳资关系都具有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广州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华南理工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