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改我们的文风

在我们工作中，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载体，而这个基本载体现在毛病不少。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曾经批评当时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文风比那个时候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一些问题比那时候还严重。有些文件、文章拿过来，想找些有针对性的话、有用的话，很难。人们往往不是从前往后看，而是从倒数第二段或第三段开始看，因为往往讲到这里才是讲问题的，而前面占了主要篇幅的大多是些大而无当、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举一个例子，现在下级评价上级的讲话，无论是评价总书记的讲话，还是评价某个支部书记的讲话，一律“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思想深刻，高屋建瓴，有很强的现实性、政策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什么叫“高屋建瓴”?我估计许多经常用这个词的同志自己也不清楚。

文风实际上是思想作风，是党风在文字工作中的体现。如果文风没有活力了，实际上是党思考问题的水平、方法出了问题，党的活力在丧失。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党内整风，整风当中又把反对党八股作为重要问题提出，为什么?如他指出，是因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藏身的地方。我们现在的文风，实际上也给党内各种消极现象、不作为现象一个防空洞。比如我们现在几乎每篇讲话、文章都要强调抓落实，一般说“抓落实”已经不够了，还要“切实抓落实”，还要“切切实实抓落实”，已经到了咬牙切齿、捶胸顿足的地步了!为什么还不能落实?原因之一是这个文风就是虚夸之风，就是不利于落实的。“切实”太多，本身就说明你没有信心落实。我们统战工作的职能，决定了我们既要研究理论、政策，也要承担大量实务。无论是“务虚”还是“务实”，都是为了帮助中央处理现实重大问题。所以要特别倡导实实在在的文风，而不要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搞到我们的文字工作中来。

我们所要求的文风、文字是什么样的?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为实际工作服务。各种不同文体对文字有不同要求。诗歌要合辙押韵，读起来好听;小说要见人见景，栩栩如生。而我们中央职能部门的文字——大家回家以后写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应该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推动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完成，而不是为了抒发文采，展示作者才华。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字必须反映实际，以解决问题为要旨，避免坐而论道，避免把时间精力弄到概念、词句、提法的新奇上，文章架构的工整上。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词好句子涌出来，那是好事;但是如果离开实际工作的需要，专门在概念、词句、提法的出新上打转，那就会贻误工作。如果作者才情泉涌，涌得太厉害无法克制了，建议到文艺刊物发表，而不要涌到党的文件上来。可以写诗填词嘛，你越工整、越对仗，平平仄仄都搞上，那才是高水平，但这不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毛泽东是文字大家，他的诗词的风采，很难有人企及。但是他在讲工作的时候，文字是非常朴实简明的。中国古代对文章功能的理解是“文以载道”。“道”就是真理，真理是朴实的，因此载道的文字也应该是朴实的。我在李瑞环同志那儿工作过，他曾送给我一副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是他练字的时候写的，我感觉非常好，他就加上题款送给我一张。在他看来，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简、浅、显。我理解，就是不要故意把问题在表述上搞得过于复杂、玄虚。问题本身可能是复杂的，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一定要让人易于懂，易于明白。

第二，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还文笔以自由。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时候，我们机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越来越讲究排比、对仗、工整、四六句。很多的文章，包括一些领导讲话、权威报刊的理论文章，文内第一层次标题不管相隔多远，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语式甚至到字数都是对应的;然后第二层次标题换个排列方式，又都是对应的;如果有三层、四层标题，仍然是对应的，规规矩矩，板板正正，像是小学生造句作业。至今一种常见写法，XX是目标、XX是任务、XX是窗口、XX是桥梁、XX是纽带……下了一番苦功，但透着一股陈腐气息。这种写法，不是以内容的需要来摆布文字，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来裁剪内容，合之则留，不合则去，结果思想得不到伸展，观点得不到阐述，统统被割裂得七零八落。这种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词句框架，很难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你们去找找看，四六句儿、工整对仗，一层标题二层标题三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我是没找到。毛泽东多少还讲点儿文字的风采，邓小平连这个都不讲，干脆就是直说，“白猫黑猫”，“摸着石头过河”，拿最土的话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你不要说他没有文采，简朴、明快、透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文字工作要为实际斗争服务的一种精神的体现。我们要的文采是这种文采，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过分雕琢的文采。

我们文学史上有一种骈体文，两汉、魏晋下来，多少人写了多少骈体文，辞藻华丽得不得了，人们能记下的大概只有“滕王阁序”，因为它做到文字和内容高度配合，其他如著名的“三都赋”，搞得洛阳纸贵也没有多少人记住。这种骈体文的特点倒是被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继承了，可惜玩文字又玩不过古人。毛泽东也有过工整、对仗、排比，在《反对党八股》里。他说：“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第一条叫做“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四个字儿一句，两句八个字，继续工整下去，第二条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然后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最后一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工整对仗排比，无以复加。但毛泽东是提倡这个吗?他是最看不上这个的。我并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用用排比、对仗，讲究讲究工整，都是多余的。我是不赞成我们的年轻同志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到这个方面去，不愿意这种风气成为我们的一个导向。

第三，文章尽可能短一点。文章要短一点，大家都知道。那么怎么才能短?我在改稿实践中发现几个具体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经常是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如果一个意思决不说两遍，自然就短了。开会讲话中难免要表示感谢，经常是谢了一次不行，隔几页还谢第二次，甚至谢三四次，你把感谢的话放到头里一起说完了，后面就不要再感谢了。讲形势的分析，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个段落;讲工作部署，所有部署全放到一个段落。我现在替大家改稿子经常不是为了修改思想，思想都非常正确，功夫就花在把“同类项”搞到一起。再比如，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是鲁迅的话，从小老师就教过我们。但实际上我们文字中，可要可不要的字、句、段落太多了。我们为什么文字越弄越长呢?除了大家文化素质越来越高、思想越来越丰富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书写方式越来越便捷。古人最早在丝帛上写，丝帛贵呀，他必须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还有竹简，用竹简很费劲，要把竹简削出来，还要防腐，肯定他要尽可能地省略字句。古人讲“学富五车”，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车书，谁也读不完，但是古人能读完，因为他用的竹简，五个牛车也拉不了多少字。然后呢，有了毛笔、墨汁和纸，后来又有了铅笔、钢笔，废话就开始多了。尤其是今天有了电脑，这个废话就成倍增长。因为许多规定性词、句甚至段落，如果用笔写要写好一阵呢，过去他就会省略一些，或干脆不写了，现在只要“梆”一按，就全出来了，何乐而不为嘛!一些同志给领导写稿子有一个心理，我也干过这个活儿，先把字数弄多一点，把稿子撑起来，显得很充实，显得卖了力气，领导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删嘛，有些句子只要写上了，谅你也不敢删。如果碰上个对文字没有兴趣的领导，他就照念，结果不仅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还把这个单位、这个地方整个文字水平拉下来了。

把文章写短还有一个办法：减少层次。我们目前写稿子一个普遍现象是层次太多。毛泽东曾经批评写文章层次太多是党八股的重要表现形式：“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对比毛泽东的批评，我们今天还是有进步的，至少壹贰叁肆、甲乙丙丁是消灭了。但是现在无论讲话、文章甚至简报，汉语的一二三四，然后括弧汉语的(一)(二)(三)(四);然后阿拉伯数字1234，再一个阿拉伯数字加括号(1)(2)(3)(4)，再下面还有一是、二是、三是……要是这样还不过瘾，还有黑体字、变体字等等。有些年轻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念稿的机会，不知道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就被这个搞糊涂了，念着念着自己就不知道念哪儿去了，念成一锅粥了。脑子清楚一点儿的领导还得引读，“好，我现在讲到汉字一二三四的四了……好，现在讲阿拉伯的1234了。”实际上文章的自然段落、句号、分号、逗号、黑体字，它都能起到分隔的作用，用不着那么多的中药铺格子。大家看十八大报告，三万多字，实际上就用了两个层次，一层是一二三四，然后括弧(一)(二)(三)(四)，少数自然段落打头用了黑体字。如果依我们一些同志写的话，以上这些符号可能还不够，还要再启用一些符号比如“天地玄黄”或“赵钱孙李”才能区分得开。我有一次帮李瑞环同志起草稿子，他作了大量删节，又批了一句，“文到高处，言少而意多”。当然我们不可能简练到古人用竹帛书写那个时候，但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应是古今衡量文字水平高低的“普世”标准之一。

关于文字工作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自己的稿子要经过自己的手，动手写也好，别人写了自己动手改也好，反正不要只剩下张嘴念稿的功能。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把写文章看作是秀才的事，如果领导评价一个同志是个笔杆子、是个秀才，糟糕了，这不是表扬的话，这意思是说你就干这个了，你的前途也就这样了，相当于说你不会办事情。实际上写稿子的过程是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对工作的回顾、分析、部署的过程。不善于写稿子改稿子，对稿子不下功夫的领导，我以为不会是好领导。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周、刘、陈这些同志，都是实干的大家，同时也是写作的高手，这才是共产党文风的正宗。

（注：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年12月31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