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宰制性给定条件下中国工会工作的作为

摘要

任何工作都离不开给定条件。中国工会的给定条件最主要体现在宰制性。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独特的给定条件，是进一步做好工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树立信心、防止原生性倾向、确立转换理念和采取衡平措施，才能使中国工会有所作为。

工会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工作的。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工会工作的给定条件，最主要体现在宰制性。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独特的给定条件，是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一、宰制性给定条件分析

中国工会的宰制性给定条件不同于一些国家工会宰制性给定的条件。所谓宰制性，宰是主宰，制是制度，通俗地讲，就是主宰性制度。它遵循的是秤砣原理，即东西越轻，秤砣离得就越近；东西越重，秤砣离得就越远。中国工会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把握其宰制性给定条件。中国工会的宰制性给定条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土地

众所周知，中国的土地是国家和集体所有。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优势表现得越来越彰显。印度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一条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就在于土地的私有。谁都知道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但韩国釜山的一条路却为了把两点连接起来，不得不从海上绕过去，原因就在于位处两点之间的土地所有者不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日本的成田机场比白云新机场早建20多年，本来设计年客流量是6千万人次，但第二期工程迟迟不能动工，也是因为私人土地拥有者不同意出卖土地。北京首都机场第三期工程完成后，俨然就是一座小城市，如果土地不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知道，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经济都面临着两大矛盾：一是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二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宰制性给定条件至少为我们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最佳选择，而其他国家为解决这一矛盾，则不得不采取其他的途径。比如日本，就只能通过征收遗产税的办法。日本把土地分为两大类，即资源性和资本性土地。所谓资源性土地，就是自己在土地上耕种，用来养活自己的土地。但在土地上建房出租出去，用来收租金的就成为资本性土地。资本性土地就要交遗产税。按照日本的规定，就需要把这个土地上所赚的钱变现，交一半给国家。由于变现非常麻烦，所以日本人常常是将一半土地直接交给国家。如果还要继承的话，又要交出一半土地。如此测算，大约到第7代，资本性土地才能完全变成国家的。所以日本人说再过30年，他们才可以再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中国通过革命的方式一次性解决了土地私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优势需要我们格外珍视。因此，如何使土地的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货币

货币是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的货币实质是私人财团控制，而中国的货币则是国家控制的。远的不说，殖民地时代的香港，其法定货币就是由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发行的。而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跟香港政府是没有关系的，其背后站的是私人财团，即港币是由私人发行的，回归后才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港币。美联储是美元的发行者，但美国联邦储备局则是由七大财团控制。经济学有“鱼篓效应”的说法，道出的是渔夫、鱼篓和鱼鹰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生活中，渔夫就是财团和发行货币的银行家；鱼篓就是银行；鱼鹰则是经济组织和企业家。鱼鹰尽管是财富创造者，但它只能把鱼叼上来乖乖的丢到鱼篓里，却不能自己吃掉，原因就在于它脖子上的那根隐性链条。所以，经济组织和企业家——“鱼鹰”的命运是控制在“渔夫”手里的，这就是宰制性条件。中国的这个“鱼篓”是国家的，因而，中国人也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而南美诸国，由于银行掌握在外国财团手中，最终的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家让步，阿根廷的例子就是典型的鱼篓效应。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为什么受到俄罗斯人的拥戴？就是因为普京抓住了有利于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宰制性条件问题：普京一上台，首先做的是把已归入私人手中的大银行和能源等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部门收归国有。

（三）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是资源优化配置型经济。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是政府让渡代理，其政府的功能在于调控。比如，一条河流，上游是造纸厂，下游是面粉厂，这两个厂会因为水的污染而经常产生摩擦。对此，政府就要进行调解，但政府不是经济组织，不掌握货币发行权，那么，调解的权威性来自哪里呢？来自税收。西方国家的政府遵循有效和有限原则，有限原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权力，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并不是什么都能管和都要管的，它只管外部不管内部，这就是让渡代理制。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尽管我们觉得这句话讲的很豪壮，但美国企业家根本不买账，马上就反驳说：“如果国家不为我们做什么，还要我们纳税干什么”。而中国的土地是国家的、银行是国家的，国家掌握着这些资源，所以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委派，这就是委派代理制。其实质是国家可以委派你，同时也可以撤掉你。所以中国的一些企业，像石化、石油、电讯等等之所以能成为垄断企业，就在于这些重要的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只是国家委派人去管理罢了。在我国，委派制的形成与秦始皇有关。秦始皇对中国宰制性的影响体现在四个制度方面：一是书同文，二是车同轨，三是统一度量衡，四是实行郡县制，即郡守、县令以上官员由国家委派。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县以上按照国法来执行，县以下就是家族来管理。委派代理制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的重要原因，四大文明古国有三个消失或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延续下来，就在于这种宰制性使中国有了超稳定的结构。

（四）军队所属

西方法制国家的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党，因此，军队不干涉政党的更替。而中国的军队属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便是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形象表述。从反右扩大化我们可以了解，之所以对右派进行反击，就是因为有些右派没有搞清楚建设性和颠覆性这两个概念。开始提的是建设性意见，后来提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一条是政党轮流执政，所以毛泽东主席写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的文章。显然，宰制性条件是给定的、不能动的，一动就会出现问题。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些“愤青”，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是“愤青”就不行了，有人说得好：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激情，老气横秋，这个人脑袋有病，但是到了一定年龄还是愤青心态，这个人就是心理有病了。理性的态度要求我们进行宰制性分析，联系到邓小平说江泽民是好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好的党中央书记，而并不是因为江泽民能带兵打仗才是好的军委主席，其逻辑关系是只要他是好的党中央书记就是好的军委主席。中国的宰制性优势条件，是已经解决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现在需要我们全力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何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应是我们工会工作的立足点。

二、宰制性给定条件下工会工作的作为

（一）树立信心

1、中国的宰制性优势

由于我国从根本上讲，解决了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问题，这就为我们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当是我们自豪和自信的前提。

2、生物学发展优势

一般说来，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座雄伟的大厦需要有坚实的基础，大厦的质量取决于建筑的基础，这是建筑学基础。而现实中还有生物学发展的优势，即不是一开始就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而像一棵树，扎根在土地上，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风雨，就必须往下扎根，扩大基础，正所谓叶茂促进根深，同时，根深使得叶更茂。因此必须实事求是，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只要我们扎根在这个事业的土地上，就像伟人毛泽东那样，扎根在革命事业的土地上，尽管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的文凭，但在不断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也能成为令人景仰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像华罗庚、袁隆平那样，通过不断在实践中增长自己的才干，最终也成为世人爱戴的学者和科学家。

（二）防止原生性倾向

我们也应该看到，委派代理制很容易产生行政化倾向，由于熟人社会关系的情面意识，带来的是情绪化倾向，忽视理性思维。也由于求真诚所带来的臣民意识，使我们缺乏创新动力，容易形成墨守成规的倾向。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和纠正。

（三）确立转换意识

1、转换来自于规律的要求

如报酬与劳动者结合紧密度是公平竞争的要求。如果达不到就必须转换，从制度上或管理模式上进行转换。

2、转换来自于生存的要求

每个国家为生存都必须依时依势转换，如美国从高边疆战略到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日本从别亚入欧到环太平洋地中海战略的转换。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三维要素向集约型发展的转换。

（四）采取衡平措施

我们要有依现实情况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意识，这个措施就是衡平的措施。

一是要有把对抗性思维转向平等协商的意识。一般说来，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吸引和组织公众对他们的支持。而法官由于受到特殊教育和职务特点，需保持必要的冷静，甚至拘谨，不太为情志所使，这种转化往往能化干戈为玉帛。如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由于计票上的误差，若在非洲国家往往会激化为政治骚乱，而美国则及时启动司法对宪法的控制机制，由9名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通过法律辩论和投票裁决，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危机。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面对情绪化的对立，如果情绪对情绪很容易使矛盾激化，如果我们转化处理方式，用准法官心态处理对立，用平等协商来调解，效果就会好得多。

二是用补偿方式来实现事实平等。如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院在录取学生时有对有色人种给予优惠政策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如果申请人是黑人、拉丁人或印第安人，可以在原有成绩基础上自动加20分，有两名白人学生状告学院此项规定是对白人的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原则。这个诉讼最后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后以5：4的微弱多数裁定：宪法中的平等保障条款并不禁止该学院在招生时有节制地考虑种族因素以达到教育多元化的目的，并进一步解释，在宪法现实中，有色人种和白人在享受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历史是不平等的，现实也是不平等的，如果不从不平等的角度给这些有色人种一点宪法关怀的话，有色人种就很难在这个国家中获得实际平等教育权，在没有达到完全平等之前，国家应该通过宪法赋予这些特定的群体一定的照顾，这种照顾虽然是不平等的，但其目的是为了最终的平等；当然这种照顾要严格控制在美国宪法所认可的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多关注用资本补偿资源，如用矿产资本的获得者对矿产资源劳动者的补偿。多关注从收入走向收益，用培训和再生产发展空间诸方面给劳动者以收益性的补偿，这都是我们工会在给定条件下的有所作为的空间。

□作者系南华工商学院院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