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美国劳动关系的调整及启示

2008年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让我们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在那个危急时刻，罗斯福百日新政应运而生，力挽狂澜，其中的劳动立法更奠定了美国现代劳动关系的基石。回顾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经济转向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动力的轨道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危机给劳动者带来的灾难

以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崩盘为标志,美国爆发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形成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持续时间最长、财富损失最重、影响程度最深的经济大萧条。在这次危机的头３年，共有5000家银行倒闭，由此造成的恐慌又加剧了大萧条,并给实体经济造成灾难。1929—1933年四年间，美国经济彻底瓦解了。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40%，失业率达到24.9%。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至少有13万家企业倒闭，汽车工业下降了95%，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从1929年的550万辆下降到了1931年的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国劳工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高达一半的美国家庭主要劳动力失业或收入锐减，成千上万工人工作无着，三分之一的人口缺衣少食。1929—1939年这十年，由于大危机之后的长期萧条，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29增长不足0.1％。

大萧条给劳动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32年，被美国现代史称为最惨的一年。据美国现代史记载：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抢。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1932年10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孩子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　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沦落为流民。1932年，有200万人美国人在四处流浪。在芝加哥市，近200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他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天明。

造成如此惨象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20年代所谓“新世纪的繁荣”，由于有了大规模生产技术，工人每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40%。资本和生产规模急剧扩张，要求消费者的购买力也要相应提高，但是在这一时期，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1923—1928年，投资收益从100增长到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112。国民收入的增长能够用于消费的，实在少得可怜。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据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要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产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达不到这个数字。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劳动与资本的尖锐对立使得所谓的经济繁荣缺乏了坚实的基础，造成了一面生产过剩、一面啼饥号寒的矛盾现象。大萧条时期黯然下台的胡佛总统后来不得不承认：终结了一个繁荣时代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传递给消费者。

二、罗斯福新政的劳动立法

1933年3月4日，弗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当天，全国所有的银行几乎都关闭了，胡佛总统惊呼：“我们再也没办法了”。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以“这是一个民族献身的日子”开场。美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百日新政就此开始。罗斯福说“如果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

   面对银行关闭、企业破产、百业凋零的局面，罗斯福认为，是邪恶的垄断资本造成了这一切。因此，一定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新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前所未有的国家干预，介入社会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打破垄断资本对经济生活各方面的控制。面对数千万民众贫困潦倒、需求不振的状况，罗斯福指出，在一半繁荣一半破产的国家里，是不能达到持久繁荣的。因此，新政在劳动关系领域以立法手段，力图打破资本对劳动关系的绝对控制，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规范和引导劳动关系。新政时期的劳动立法，包括全国工业复兴法、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立法，创立失业保险、老年保险、最低工资标准、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保障工薪族的经济安全。这些劳动立法对推动工资增长、扩大需求、缓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奠定了美国现代劳动关系的基石。

1933年6月16日罗斯福上台刚刚过了百日，美国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这是新政最早涉及劳动关系的一部法规，为此成立了全国复兴总署。《全国复兴法》在两个方面对后来的劳动关系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为了保障更多的工人就业，强制性地限制工时，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为了推动工业界实现再就业和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复兴总署独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种“兰鹰”标志，专门发给那些响应政府号召、承诺执行《全国复兴法》的企业。复兴总署还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兰鹰游行，并向全社会征集兰鹰之歌。二是该法第7条第1款规定“受雇者有权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组织和举行劳资谈判。在任命代表时，他们将不受劳动雇主或代理人的干涉、限制和压制。”这虽然是一个很笼统的条款，但很明确的表明政府支持工会的态度，美国工会的领导人认为这个条文的重要性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全国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工商业制定的，没想到倒是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以后还不到三周，联合矿工会退会工人就有13.5万人重新入会，1934年初，会员甚至增至40万。不到一年，国际女衣工会会员就增至三倍，共有20万人，后来在1939年还超过40万。

《社会保障法》是新政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法律，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英联邦成员以及几个南美共和国都在二十世纪初采用了强制养老保险制度，但美国是在大萧条以后才认识到了社会保障的意义。因为大萧条的冲击把失业、养老等这样一个长期问题转变成一种急迫的悲惨境遇，原先由民间和政府承担的救济和保障任务已不堪重负。基于欧洲所树立的榜样；社会主义的挑战；被大萧条所激活的社会良心以及企业不应该在繁荣时期为了巨额利润而剥削劳工，然后把失业和榨干耗尽的老人等全部重担扔给社会的现实，1934年6月，罗斯福着手起草《社会保障法》，并与1935年8月14日通过。该法一是建立了由联邦政府直接掌握养老金制度，对于年老贫穷的65岁以上的人，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负担50％。二是为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在养老金体系之外的单身母亲、儿童和残疾人提供补助金。三是启动了失业保险，政府对雇主征收3%的联邦薪资税。社会保险法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来说，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此后，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制度范围涵盖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社会保障被视为美国社会安全的保护器，它一方面保护了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调节了美国社会各阶层及利益集团的关系。

1935年，纽约州参议员瓦格纳对罗斯福说，除非提高工资，让工人们买得起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否则大萧条的惨状就不会消失。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7月5日签署了“瓦格纳法”，又称“全国劳资关系法”。该法规定，雇员有组织工会、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压制雇员行使此种权力，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局，负责本法案的实施。“瓦格纳法”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法案之一，它被称为工人的大宪章。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新政期间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因为它通过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力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同罗斯福的大部分改革方案和救济计划不同，这项法案正击中了劳资关系的要害，从根本上促进了建立强大的工会。

最后一个新政法案是《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每小时的工资最少四角，每周最多工作40小时，加班工资加半，禁用16岁以下的童工。雇主最初可以每小时只给工资二角五分，八年内逐步到达法定标准。这样的法案，现在看来对老板并不苛刻。可是《公平劳动标准法》1937年初向国会提出之后，同其他新政立法一样引起激烈的辩论。双方的焦点是在劳动关系领域，国家有没有权力制订最低工资、基本工时和社会保障的法律，而其实质是国家要不要对劳动者的进行保护。保守主义者从经济自由的立场出发，认为契约至上，国家没有权力干预私人间的经济往来；新政秉承了20世纪初以来美国进步主义的立场，在劳动关系这样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关系中，要通过立法来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1935年开始，代表保守势力的美国最高法院，连续否定了11部新政法案，1936年6月，最高法院否定了纽约州最低工资标准法案，实际上也把各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否定了，使双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但是，代表着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政法案，最终在国会得到了多数的拥护。1938年6月，罗斯福签署了《公平劳动标准法》。

事实证明，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动立法，在经历最严峻的经济大萧条，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缓和了阶级矛盾，达到了 “磨损劳工运动的激进锋芒，并将其纳入民主党改良政策的轨道”的目的，而且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劳工的工作活力，为国家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罗斯福新政很快将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泥沼。从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 年的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1700 万下降至800 万。“新政”通过救济和“以工代赈”政策、社会保障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措施，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促使美国向福利化社会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一个也许是出乎当时法律制定者意料之外的事实是，此后的七十多年，是美国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曾经周期性的发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在四十年代后逐渐得不再明显的出现。而恰恰在这个时期，美国和西方国家劳动立法越来越健全和完善，这绝非巧合，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其实，战后大行其道的凯恩斯学说被称为国家干预主义，他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宏观经济一个方面，在微观经济层面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和调整，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几点思考

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美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为了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影响，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样三个问题：

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不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看，答案是肯定的。资本的本性并不因为社会制度而改变，只要是搞市场经济，我们就无法完全避免和跨越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曾经周期性出现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引发当前我国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但根子却在国内投资与消费失衡，内需不足。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早晚也会发生。当前的经济衰退和困难，是否酿成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尚待观察。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经济区已经集体陷入衰退，这是由结构性失衡引发的，解决的难度和时间长度都要大于普通的周期性衰退。这三大经济区占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我国经济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可以有充分的自信积极应对当前的经济困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与劳动关系的调整相结合，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史为鉴，从产业工人中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扩大内需，支撑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

其二，市场经济能不能自然的产生中产阶层？从资本运行的本质中可以得出，答案是否定的。尽可能把劳动榨取干净，强者衡强，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从不会主动把利益让渡给劳动者。因此，纵观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劳动与资本自然交换的结果，而是来自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国家法律法规对劳动关系的强制调整，二是工人们的主动争取。我们决不否定市场对调节资源分配的基础性作用，但也不能搞市场拜物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是国家有更大的能力，对市场进行调节和干预。我们要发挥这种优越性，把劳动关系置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建立“游戏规则”约束、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才能实现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国家经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其三，面对当前的经济困难,劳动合同法生不逢时吗?从大萧条时美国劳动立法的历史经验看，答案是否定的。越是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大的经济衰退时期，越是要关注劳动关系，强化劳动立法，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调整劳动关系，以公平正义的原则，把劳动关系领域中的矛盾、冲突和问题，置于一个有序、可控的范围内，这才能防止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为战胜经济危机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这就是美国大萧条时期一系列的劳动立法带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征求《社会保险法》的意见，这体现了国家对调整劳动关系的决心和意志。试想，一年前如果没有《劳动合同法》的事实，那么在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可能会有更多的群体性劳资纠纷发生。在经济低迷时期，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对稳定工人队伍、稳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决不能动摇。

□作者系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