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灵活就业群体的风险和权益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2月28日，共青团广州市委、广州市总工会组织300名专业理发师志愿者分赴广州多所医院，为200多位一线医护人员免费理发。/ 罗瑞雄 摄

中国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群体庞大，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尤其是留守在城市中冒险奔波的外卖员、快递员让人们感受到了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平台与灵活就业劳动者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者的安全与权益保障等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相关专家分享了近期的观察。

外卖员疫期送餐，其实面临很大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以我观察的外卖员群体为例，他们现在首先面临的是就业与失业的问题。许多外卖员过年返乡，但随着疫情发展，国家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目前还有许多人不能回城。由于大部分平台在2018年之后将自己直营的外卖员转为外包，外卖员与外包公司的合约缺乏保障，再加上各地社区防疫开始后，一些平台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如果这时候外卖员回不来，很有可能被开除。

第二个风险来自城镇化过程中供需匹配的不均衡。目前在一二线大城市，订单多到忙不过来，而在小城市几乎没有订单。这是因为像美团买菜、饿了么、百度外卖（注：百度外卖现已与饿了么合并）这些平台在此前的下沉战略中并未打入三线及以下城市，所以当疫情出现，大城市的订单特别多，但是由于外卖员多来自农村地区，所在地方却又没有多少订单。

第三是人身安全。过年没有回家的包括现在已经复工的外卖员出去送餐，其实面临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我们提倡无接触送餐之前。但不论何种送餐形式，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接触。平台或外包公司虽然会给外卖员配给口罩等物资，但还是有限，比如疫情初期我在山东青岛就遇见几个外卖员没戴口罩，他们告诉我是因为买不到，当时，全国口罩都很紧缺。

人身安全还包括外卖员春节期间超负荷工作的问题。比如，北京海淀区商圈一个站点的外卖小组，运力18人，因春节返乡12人，剩下的6人从去年腊月廿五一直工作到现在（2月28日）。另外还有外卖员告诉我，自己从早上六点半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半，一天只够时间吃一顿午饭。外卖员确实会为了多挣钱而多接单，但同时，不规律的吃饭、配送，导致不少外卖小哥病倒。

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不应该混为一谈，应该分别有相应的保障体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关于灵活就业群体风险和权益保障的讨论此前已有不少，而疫情让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从宏观层面来看，当下中国的就业人群中，平台经济是一大“蓄水池”。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以平台经济为主体的灵活就业人群也会不断扩大。

中国在失业保险方面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国家有责任让灵活就业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保险或者更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保障。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很多平台企业或社会舆论把灵活就业认为是一种正规就业方向，但其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不应该混为一谈，它们分别有相应的保障体系。中国以往在正规就业人群的保障落实上做得更好，在针对灵活人群的制度落实方面则需要完善。

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工会组织作用巨大

孙萍：针对外卖员疫情期间的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人身保险的方式，万一出现疑似病例或疫情的传播，帮助外卖员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有些平台在春节期间会给外卖员加班费，据我了解，费用按法定节假日（年三十至初六）计算。但是，事实上今年春节放假远不止这些时间，国家先延长了假期，随后各地的假期不断延长，而鲜少有平台将这些时间给外卖员计作加班。这方面是否可以补偿？

非疫情时期我们可以从社会关怀层面给予外卖员支持，比如此前我们与北京工会合作开展的项目中，有涉及帮助外卖小哥建立充电区、充电驿站，为他们提供场所喝水、洗澡等，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关怀机构尚未复工，没有人为外卖员提供服务。

此外，我们在2018-2019年有关北京市外卖员的调查中发现，由超过30%的外卖员未能缴纳五险一金，另有18%的外卖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

我认为，强化对于外包公司的管制很重要。国家曾对外包公司进行过管制，但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许多外包公司的注册地不在大城市，大城市无权管理，而注册地的外卖员数量不多，地方政府觉得不是问题，就不去管，因此，外包公司的管制需要有自上而下的统筹和管理。

闻效仪：许多争论会围绕灵活就业群体与平台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展开，但如果我们按劳动法将这种合作关系判定为劳动关系，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

事实上法律应该是低标准、高强制，以解决所有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它保护的是最需要保护的10%的人，其余90%的人应该靠行业自治解决问题，比如医生群体有特殊的劳动条件和劳动过程，而外卖职业群体的需求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无法用相同的标准规范。

中国劳动法律方面现在面临的挑战是，由于行业自治与组织上做得不完善，导致所有问题都需要通过劳动法律解决，进而致使劳动法律规定的条件不断提升，以覆盖大部分群体。所以未来要解决灵活就业群体的问题，还是应该考虑如何完善行业的自治。如果完全靠法律、社会保障，基本不太可能实现。

行业自治如何完善？我认为还是要通过调整工会的组织方式。从前，工会的组织原则是以企业为单位，把员工组织起来形成工会，但是，这样的组织原则在平台经济中遭遇困难——平台工作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群体，但他们并不是企业的员工。

目前，中央与全国总工会不断加大力度，希望把这一群体纳入工会组织。工会的组织原则能否从以企业为单位转变为以职业群体为单位是未来探索的方向。据我所知，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建立快递员工会，更完善的组织可能需要顶层设计加以支持。

“共享员工”模式是资本联结、劳动趋零工化的过程

孙萍：此次疫情让我们看到，灵活用工有利有弊，弊在于平台对劳动者没有完全的控制性，利则在于劳动者的可替代性非常强，比如一些线下企业与平台推出的“共享员工”模式，这是一个资本联结、劳动趋零工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的灵活性加强，但同时劳动者的权益与保障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我们从2018年与2019年的两份调研中发现，同时在多个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比例明显下降，有全职化的特征，意味着平台为了提升竞争力，通过奖惩机制减少他们在其他平台工作的机会，以增加劳动者的黏性。

经过本次疫情，平台经济又经一轮洗牌，但长期来看，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制造业向新经济转变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警惕营销语言包装出的“美好劳动状态”

闻效仪：疫情期间产生“共享员工”的原因在于人员稀缺，是企业间人员供需匹配产生的一种灵活安排，未来这种模式是否会延续要看中国的就业形势。

另外，我觉得需要强调社会对灵活就业人群的关注。有许多平台在宣传中打出标语，比如晚上送个快递挣包烟钱，或是通过骑行感受城市等，这其实粉饰了灵活就业人群的艰辛，用语言体系包装出一种美好的劳动状态。社会需要正视这个群体，然后希望他们有一天能步入正规就业，获得更完善的保障。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还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稳定就业。通过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培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实体经济，提升员工技能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现体面劳动，这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 摘编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