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

广州是农民工使用大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他们的困难重点和诉求焦点，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与利益矛盾，与广州的和谐稳定密切相关，与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市总工会于20 1 1年5月对农民工的生存、生活和工作现状开展调研，探究其幸福感的内容和基础，测量其幸福感指数，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把握其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感受和诉求，应能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科学决策、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广州提供有益依据。

一、调研情况简要说明

本调研中所说的幸福感是指主观幸福感，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为确保调研真实准确有效，我们突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样本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本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份，样本分布力求合理，在区域、产业(行业)、企业所有制、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岗位等方面都有所兼顾，与以往资料显示的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分布特征相吻合，能较好地代表广州市农民工的分布和构成。

(二)方法突出科学性和适用性。本调研力图广泛借鉴有益成果，在注重科学性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调整和变通，使其更符合中国国情和本土特色：一是通过实地访谈把握农民工们的现实情况和具体诉求，确定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二是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各因素的权重进行考察。这与目前的直接套用西方研究文献中的影响因素设定或者将各影响因素简单地视作同等权重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

二、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状况特点

根据统计，广州市农民工的幸福感存在着如下一些特点：

(一)从户籍看，农民工幸福感明显低于本地人

广州市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68．23分(计算方法是：请农民工对其幸福感直接赋值，然后进行平均)或72．36分(计算方法是：将农民工在各具体因素上的满意度与此因素在农民工幸福感中的权重相乘后累加)。而20 1 1年初，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广州市居民幸福感得分为73．9。农民工与本地人幸福感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从年龄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略低于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68．04分，略低于传统农民工的68．56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社保)的渴望、对孤独感(主要是婚恋方面)和迷茫感(未来发展)以及物价(特别是房价)上涨的无奈，要远远甚于传统农民工。

(三)从性别看，女性农民工幸福感高于男性农民工

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68．65分，高于男性农民工的67．8 1分，两者相差近1分。这表明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男性仍然较女性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工作和心理负荷。

(四)从学历看，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

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幸福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小学及以下层次、初中层次、高中(中专、中技)层次和大专以上层次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分别为63．33、66．62、67．36和70．35分，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

(五)从收入看，收入越高越幸福

农民工应发工资低于2000的，幸福感得分为66．79分，2000—5000之间的，幸福感得分为68．86分，5000以上的，幸福感得分为69．55分。可以看出，收入越高，幸福感也越高，但是随着收入的逐步增高，幸福感的增幅逐渐缩小。

(六)从婚恋状态看，配偶／恋人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较大

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强于其他农民工。“与配偶、恋人在一起”、“与配偶、恋人常相聚”、“与配偶、恋人很少相聚”和“无配偶、无恋人”四种状况的农民工幸福感得分分别为70．1 2、72．96、64．67和63.79分。

(七)从岗位看，中层管理岗位农民工幸福感遥遥领先

一线工人、技术工人、基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的幸福感得分分别为66．99、65．94、68．56和79．1 7分。管理人员(包括基层和中层管理人员)幸福感普遍高于操作人员，而中层管理人员的幸福感比其他几种岗位人员都高出1 0分以上，呈一骑绝尘之态。对于农民工而言，能成长为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他在城市的奋斗已经取得较好的成果，因此他对自身的肯定程度也就比较高。

(八)从行业看，制造业和普通服务业农民工幸福感较低

酒店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对较高，分别达到73．45分和7 1．62分，而环卫、制造和普通饮食服务业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对较低，分别为68-75、64．1 6和63．1 3分。饮食行业农民工的幸福感出人意料地低于环卫行业农民工，原因在于：一是近两年广州环卫行业系列停工事件发生后，各方采取多项措施，使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二是普通饮食行业的农民工，一般相对年轻，而环卫行业的农民工多是“4050”人员，年轻人在心态上不如上一代人，幸福感也就相对较低。

(九)从所有制看，民营企业农民工幸福感最低

国企、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民营企业农民工幸福感得分分别为68．60、70．24和66．68分。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农民工幸福感最高，国企(包括公共服务单位)其次，民营企业农民工幸福感最低。这与当前的现实情况也是比较符合的，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工资高，管理规范，发展空间大；国企福利相对较好，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待遇也不错；而民营企业，普遍在各方面逊于前二者。

三、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分析

本次调研根据实地访谈，确定了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7大因素，又在其下细分出2 1个子因素，通过交叉、回归分析等方法，力图全面把握各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一)家庭因素，幸福感的最重要源泉

农民工们认为家庭因素是影响其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家庭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工作的最重要动因，他们的幸福感，与家庭紧密相关，与家人对他们的支持紧密相关。广州农民工对家庭幸福和家庭支持的满意度分别高达73.8和79.96分。

(二)工资状况，拖累了幸福感

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二重要因素，包括工资、社保和薪酬公平性三个子因素。农民工特别重视工资，在社保和薪酬公平性方面的满意度分别为68．45和73．06分，与总体幸福感持平或略有超过，而在工资方面的满意度则仅为6 1．1 7分，在所有2 1个二级因素中，得分处于倒数第二位，拖后腿的情形非常明显。

(三)社保待遇，从被要求到主动要求

近年来社保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有关部门持之不懈地推进落实，农民工参保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但该项工作依然有较大的作为空间。48．4 1％的传统农民工和42．1 5％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希望企业提供医疗保险等待遇，认为这有利于提高其幸福感，这与以往大批农民工主动放弃社保或配合企业逃避社保缴费的现象构成鲜明对比。

(四)生活环境，期望值越来越高

环境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体影响程度一般，但其子因素中，生活环境的权重明显大于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环境的重视程度高于传统农民工。虽然农民工们的食宿条件相较于前些年已经改善很多，但他们对食宿条件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对生活环境的整体评价依然并不高，满意度得分只有64．68分。

(五)社交需求，归属性上的隔阂

人际关系状况对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较大，权重排在第三位。在遇到困难、烦恼或需要人抚慰情绪时，他们较少求助于政府部门、公益或社区机构、工青妇等组织，而更多地求助于亲人、老乡、朋友、同事。绝大多数农民工在上司和同事之间找到了尊重和慰藉，满意度高达79-22分。他们较多地把自己归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圈子，互助互济但同时又缺乏社会参与，形成了与城市之间的隔阂。

(六)公平公正，弱势群体的呼吁

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工人阶级在理论上被置于“统治阶级"的高位，但在实际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其弱势地位不言而喻。农民工在社会环境方面的满意度仅为64．27分，44．1 3％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22．25％的人对社会环境表示不满意，20．94％的人认为自己受到了城里人的歧视。

(七)渴望突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关于未来，农民工普遍抱有较大期望，约80％的人表示自己是乐观的、有信心的，87_2 1％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更多的挑战，90．39％的人表示愿意接受更多的培训。但是关于现实，他们的回答却又相当沉重，57．82％的受访者表示常有无能为力感，62．1 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压力较大，这与他们对未来的强烈期望构成了反差。

四、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根据农民工对“哪些途径能够较好地提高您的幸福感’’等问题的回答，结合前文有关农民工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借鉴近年来有关部门和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就提升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提出如下建议：

(一)最大程度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为促进社会管理奠定基础

农民工，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工人。从健全和完善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首先应该通过工会将他们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而不是放任其游离。我们建议：各区(县级市)、镇街普遍建立党建带工建机构，发挥党建带工建机制作用，促进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针对日渐庞大的劳务派遣工队伍，建立双向管理的劳务工加入工会管理模式——劳务派遣单位建立了工会的，要及时吸收劳务派遣工人会，未建立工会的，则由用工单位负责吸收劳务派遣工加人工会。

(二)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基础，合理提高农民工收入

20 1 0年以来一系列重大劳资事件，基本上都与工资有关，并且也都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充分证明了当前提高农民工工资的必要性以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调整劳资关系、促进公平分配方面的有效性。我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加强合作，大力推行“地区谈保底、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工资集体协商三级体制；在当前区域工会和企业工会建制相对完善的情况下，特别是要抓好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这一薄弱环节，加紧改变行业协会建设相对滞后的状况，研究行业工资标准，为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打好基础。

(三)加紧落实社保法规政策，实现农民工参保率进一步提高

20 1 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所有公民和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可以获得一定经济保障的制度，并对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和医疗保险异地结算进行了规定，这对于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无疑是极大利好。我们建议：政府根据广州实际，从严从实加以落实，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清理目前我市相关法规政策中与《社会保险法》相抵触的内容；针对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依然痴迷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漠视农民工参保工作的错误思维，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社保参保率；必要时可以考虑出台规定，对企业逃避缴纳社保的行为加重处罚。

(四)规范劳务派遣，抑制劳动用工“二元结构”继续发展

劳务派遣规模近年来迅速扩大，相当部分企业劳务派遣工占职工比例近半，一些企业有劳务派遣工数千人。正式职工和劳务派遣工在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导致出现新的劳动用工“二元结构”，大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工资收入受到侵夺。劳务派遣的泛滥，根源在于对劳务派遣“临时性、辅助性和替代性”等规定的明目张胆的违反。我们建议：一、由市法制办等有关部门对劳务派遣的一些特殊法律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研究制订与《劳动合同法》中劳务派遣条款相配套的实施细则，针对“三性"规定，细化具体标准，重点明确禁止使用劳务工的范围和种类；二、建立和完善监管制度和机制，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市场准入条件，实行经营许可审批制度。

(五)坚持开展人文关怀，帮助农民工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

当前，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依然相对贫瘠；他们用来应对各种困难和克服不良情绪的资源相对缺乏；由于社会竞争加剧和贫富差距拉大，许多农民工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近四成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伴侣或恋人，相当多的农民工在婚恋方面遇到障碍，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把职工人文关怀活动开展下去。我们建议：党工团及有关部门联手，多途径地丰富农民工业余生活，帮助农民工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一是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以人为本，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改善职工食宿条件；二是发挥党工团扎根企业、联系职工的优势，加强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三是丰富农民工休闲方式，倡导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活，有针对性地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文体和社交、交友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缓解心理压力，而且可以扩大他们的社交面，为他们解决婚恋问题创造条件。

(六)统筹各方力量推进职工再教育工作，提高农民工素质。

绝大部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明确的发展需求，也有着强烈的参加学习培训的意识，但是他们还不能够主动地去规划落实，普遍缺乏实际行动。我们建议：统筹各方力量，健全职工再教育体系。一是成立全市职工素质工程领导小组，负责全市职工素质建设工程的总体规划、统筹协调和工作实施，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工会牵头、各方参与的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工作格局；二是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如职工院校、企业职工学校、农民工学校、职工技能培训基地、职工教育网等等，为农民工打造多样化、广覆盖、开放式的学习和技能晋级平台，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

口作者单位：广州市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