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沃尔玛、富士康组建工会的实践 看中国工会的转型

我们重视在沃尔玛、富士康等外资、非公企业成功组建工会的实践。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把有广泛影响的两大非公企业的众多职工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壮大了工会的队伍，为其他非公组织建会提供了榜样；也不仅在于它回答了以拒建工会而著称于世的跨国公司的挑战，突破了世界性难题，长了全球工会的志气；我们更看重的是，在这个战役中，中国工会实现了在建会思路上的重大转变：在着眼点上，从依托企业行政建会向依托职工意愿建会的转变；在着力点上，从由上到下的逐级号召到深入职工做个别串联发动的转变。这种以职工意愿为依托的建会模式，在中国工会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实行自身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开创性、导向性意义。

一、“职工意愿”是非公企业建会一道不能绕开的门槛

人们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在非公企业建立工会是越来越难了。经过连续多年工会组建战役．易建的企业已经基本没留空白，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世界零售业巨头的沃尔玛就是其中之首。这个著名跨国企业1 996年进入深圳后．深圳各级工会先后数十次约见其总部或各营运机构的负责人，商谈建立工会事宜，均被婉言相拒；市相关部门出面协调，也是无功而返；直至全国总工会领导亲自到其总部．还是遭到“冷处理”。对方的说法，开始是说沃尔玛在世界各地都没有建立工会的惯例，不能在中国深圳开这个先河；后来说建立工会要请示美国总部，要等董事会批复。当这些搪词在中国《工会法》面前都无法自圆其说时，他们拿出了最后的盾牌“你们《工会法》说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沃尔玛上下沟通渠道很通畅，我们的员工没有建立工会的意愿，怎么建会?”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反诘：你们口口声声要我们建会，但我们的员工没有建会愿望，我怎么同意?员工自己不提出建会要求，我怎么支持?这一反问也问到中国工会的软肋上：多年来中国工会建会的程序都是找行政领导沟通，取得行政支持后发《会员表》给职工一填了事，很少考虑职工个人意愿如何。中国工会工作者也未有过先串联基层职工同意建会再找领导的运作经验。沃尔玛的这一反诘向中国工会工作者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迫使我们改变建会工作思路：眼睛向下，从底做起，争取员工支持，以员工意愿为依托，走出新时期建会新路子。

未经历过类似实践的人很难体会当时在沃尔玛建会的艰辛。由于没有企业行政的依靠，工会工作者只能通过亲戚、老乡、同学、朋友的关系去转辗联系沃尔玛的员工，会面时还要设法避开老板耳目；由于工会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从职工尤其是农民工中产生，要通过派发资料、个别交谈、反复动员等渠道才能让他们懂得工会是怎么回事；由于不方便在公司内部找地方活动，只能借助社区、街道的场所去搞串联发动工作；由于不可能利用上班时间开会研究问题，只能在员工都下班后才能碰头聚会，交流协商，而零售业实行的是三班倒工作制，要聚齐人员都要等到晚上十二点打烊盘点交接完毕以后；沃尔玛在深圳首家分店洪湖分店成立工会的那天深夜．正值台风光临，会员们没顾上吃饭就赶来参加选举，散会后已是凌晨三点，街道总工会发给他们每人100元误餐补贴，被资方发觉，执此一端逐级向上投诉，如果不是工会事先与有关领导沟通，还会被套上收买员工入会的口实。凡此种种，都使人有种类似从事“地下活动”的感觉。

正是这种从前匪夷所思、异乎寻常的工作方式，才打破了“职工无建会意愿”的借口，取得点上的突破。资方后来看到建会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才转过来与工会合作，使这一以拒建工会著称的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成立了工会组织，成为世界工运史上一段传奇。

二、“依托职工意愿建会”是对工会本义的回归

今天再来反思这段实践，我们认为，“依托职工意愿建会”与其说是当时被迫采取的一种对策，还不如说是对工会本义、或者说对工会本质的一种回归。

从工会运动的历史看．工会是工人群众进行反抗资本对劳动的侵害的经济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初期工人反抗资本的斗争是白发的．后来职工参加工会是自愿的(工人阶级政党则是在工会运动广泛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尽管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工会组织的派系不同，但把工会定义为“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却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疑问。自愿原则是工会群众属性对工会工作的客观要求。许多国家的工会在发展会员、壮大队伍时，没有其他资源可以依托，大都是由工会工作者深入到车间、作坊、矿山、商店等基层一线，面对面地向职工作宣传、动员、访谈、说服、解析等，以争取职工的理解和支持。西方国家工会多元化，职工也只是根据你这个工会能为他们做什么、加入你这个工会对他有什么帮助来选择是否入会。目前西方国家工会组织率并不高，与其内部劳资关系有所缓和、工会对职工帮助力度下降有关。

相比之下，目前我们国家工会组织率会高出很多。这不是说我们的劳资矛盾非常激烈．工会运动非常活跃，而是我们的社会体制成就了工会的庞大。中国工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有强大的行政资源作后盾．而且具有唯一性，职工不存在拒绝填表加入工会的问题．所有企业职工都是当然的工会会员。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框架建立，大量的非公组织出现，而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体制、政府的强势管理体制并未动摇，工会作为党的执政基础力量．作为政府的助手，依然可以利用党政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渠道投资的企业，不管你有何种背景，在中国社会体制框架下，工会总可以找到能监管你、能制约你的上级或部门。依托这种资源．工会在推进非公企业建会时也仍然能沿习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找投资方交涉．找企业行政协商，要求他们同意或支持建会。虽然有些老板老大不愿意，怕建会影响企业运作，怕交工会经费，但碍于党政管理部门的面子，也只能勉强答应。然后再由行政出面，召集员工开会，发《入会申请表》给员工填写成为会员。虽然表上有“我自愿加入工会组织”的字样，但很难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员工的意愿和或选择。多数企业工会领导人选也是由工会与行政协商提出来的。这种建会方式的好处一是轻松，容易提高工会的组织率和覆盖率，二是得到资方支持，方便工会开展活动。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工会难于摆脱资方的背景，在为员工主张权益、处置劳资纠纷时难免束手束脚，以致一些西方媒体称这是“资方找到了共同对付劳工的好帮手”。

这种在新时期还屡试不爽的建会方式，终于在2 1世纪受到了挑战。像沃尔玛、富士康等巨型外资、非公企业，有跨国财团的庞大背景，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路绿灯，只要他们不违法，不发生重大劳资纠纷，地方工会一时还真找不到可以管住或制约住他们的部门。甚至连全总领导千里迢迢来亲自当面交涉，他们也敢于虚与委蛇，玩太极拳。中国工会传统模式遇到崭新的对手，一时间，在沃尔玛、富士康等巨型外资、非公企业建会似乎走进了“山穷水复疑无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胡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会工作者从跨国企业的反诘中，从《工会法》的论述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这就是绕开资方的推搪，以“职工意愿”为依据，首先在员工中启发入会意愿，发展单个会员，达到规定数量后即建立基层组织，取得突破后再回过头与资方交涉。这种方式虽然辛苦却很快让工会掌握了建会主动权，最终取得在沃尔玛、富士康成功建会的阶段性胜利。

现在很难说当时的这种建会思路是否基于对工会本质有多深刻的认识，那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对策。但这种思路、这种对策却恰好符合工人运动的历史过程，切合工会产生的本意．体现了工会组织的性质：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加入工会是工人群众自己意愿的选择。工会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工作原则，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吸引工人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工会活动。工会只有坚持自愿原则，才能使工人群众确认工会是自己的组织。在沃尔玛、富士康依托职工意愿建立工会的方式，反映了工会组织最基本的群众属性。在中国工会行政化色彩很浓的背景，在中国工会转型滞后于社会转型的情况下，这种思路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依托职工意愿建立工会是对工会本义的回归。

三、“依托职工意愿建会”对中国工会转型过程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健全，随着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工会改革步伐滞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要求工会改革加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呼声来自社会各界，也来自工会自身，来自各级工会工作者。中国社会在转型，对中国工会改革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具体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而是整个工作思路、工作体制的转型。我们认为，“依托职工意愿建会”在中国工会实现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一步，对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工会有什么启迪意义呢?

一、中国工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克服行政化倾向，还原其群众化的本来属性。中国工会的最大问题在于脱离群众。西方国家常说我们的工会是官办工会，我们的党政领导也往往把工会作为行政一个部门来使用。工会干部自己也常常习惯于依托与行政的密切关系来开展活动，履行职能。我们要搞工会组建，习惯是先找老板商量；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习惯是性先征询老板态度；要开展集体谈判，习惯是先观察老板脸色。至于开展劳动竞赛，文体活动，实施素质教育等等，则更是受命于企业行政，俨然以一个行政管理者的觉色和手段去推动实施。这种体制、这种方式往往使工会干部处理问题时较多考虑行政管理的需要，较少考虑职工群众的实际意愿和诉求，职工群众常常认为工会是行政的一个附属部门而不是自己自愿组合的组织。列宁曾反复指出，联系群众是工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如果先锋队和职工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建立的不好或者工作犯错误，将给社会主义带来大灾难。社会主义时期一些国家工会运动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列宁的科学论断。我们尚不能预测新成立的沃尔玛、富士康工会在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为职工服务、得到职工群众信任拥护方面能为中国工会提供多少新鲜经验，但在工会组建的思路上，“依托职工意愿建会"确实为中国工会转型的探索赋予了太多的想象空间，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思考课题。

二、工会转型也是工会运作方式的一次痛苦而艰辛的蜕变。由于长期行政化倾向，中国工会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行政附庸的运作方式。如在工作内容上，多是行政的拾遗补缺，即俗话所说的打球照相、带头鼓掌之类，在工作方法上，则是习惯了由上而下的指挥、号召、管理、灌输等，这种运作方式轻松而简单，不用承担很大压力和责任。如果工会要实现社会转型，从行政化转向群众化，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工会干部原来习惯的那套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都要跟着转变。工会组织要真正以代表、反映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使广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这对工会干部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他要真正生活、扎根在职工群众之中，真切了解职工群众的疾苦和愿望，有一套与职工沟通思想、串联情感的交流艺术，建立和职工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血肉联系，获得职工群众真心实意信任和拥护；他要切实把维护争取职工利益作为己任，娴熟保护职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善于代表职工与资方谈判博弈，必要时要敢于承受压力为职工的利益挺身而出；他要习惯于自下而上的工作手法，放下官员的身份，放下干部的架子，改变按部就班的职员生涯，愿意牺牲业余时间到基层到职工中去交友串联，了解民情，组织活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以前计划经济时期那套工作方式都很难适应，很难用得上。就像这次在富士康组建工会，工会干部要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头摆个桌子，设个摊点，像个街边推销员一样笑对行人，招徕员工，塞送工会资料，讲解工会常识，动员员工填表人会，遇到不理解的．有时还要遭受白眼或呵斥——。这种彻底市场化的工作方式，对以前习惯于管理和指教员工的工会干部来说，反差之大，无疑是一次凤凰涅口般的蜕变。

三、中国工会工作者能在工会转型中经受考验，走出新路。以前常有人感叹说，中国工会干部有行政资源作依托，在党政的怀抱里舒服惯了，一旦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依从员工的意愿搞工会，恐怕许多人会无所适从，找不到饭吃。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在沃尔玛、富士康等外资、非公企业组建工会的过程中，我们许多工会干部都能很快转变角色，进入状态，以足够的智慧和崭新的作风去应对新形势新任务。他们有一套与陌生员工沟通交流的本事，在资方不合作的情况下，懂得如何找他们的员工联系，如何结合实际引导员工关心工会知识，如何物色最初发展对象，如何指导他们去串联其他工友，如何避开资方的耳目，“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造成建会的燎原之势；他们有对工会事业的忠诚和执着，富于奉献精神．在沃尔玛最初组建工会的日日夜夜，他们也能说哑嗓子，磨平鞋底，把业余时间全都搭上；在工会成立的那天晚上．他们也能顶着台风冒着暴雨召集人员张罗会场指导选举．一直忙到凌晨三点才回家。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保守那么无能那么养尊处优。只要工会转型的大气候形成了，他们是可以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走出一条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工会发展新路的。

在沃尔玛、富土康等外资、非公企业依托员工意愿成功组建工会的实践，留给中国工会运动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一步深化，中国工会的转型也将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而依托员工意愿建会的实践将以其特有的启迪意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内涵，记入新时期中国工会运动的史册上。

口作者单位：深圳市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