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是优势还是忧患?

“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优势。有人甚至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在日前举办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一位高层人士再次强调了我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在中国约是0.5美元”，我国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不到美国的4％。

从表面上看，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留下了较高的利润空间，成为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长此以往，“低廉劳动力”带来的只能是忧患而不是优势。

首先，“廉价劳动力”，使我们陷入低技术的陷阱。

高工资、高收入反映了高技术含量。“廉价劳动力”引进的往往是高污染、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夕阳工业”、“淘汰工厂”。即使是一些掌握了新技术的外商，在我国(大陆、内地)设厂也宁愿多雇廉价的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通过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来提高经济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

廉价的低端劳动力，遏制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中肯地指出：“中国劳动力便宜，可总有比你更便宜的国家。关键是要把廉价劳动力转化成为更有创造力的劳动力。”长期立足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发展自主研发能力，我国就难以摆脱“打小工、挣小钱”的窘境，只能始终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始终给别人打工。以世界著名品牌耐克为例，中国工人为它粘一双鞋，工钱只有7美分，而该公司一年付给迈克尔·乔丹的广告费却高达2300万美元。

其次，“廉价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我国有8亿农民，目前有1．5亿农民工，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加入这一群体中，仿佛蕴藏着丰富的，甚至是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是，去年7月，珠三角一带爆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工荒”。据分析，起因很大程度上是近10年来，珠三角一带民工工资一分未涨，工人工资仅500—600元，有些甚至低至300—40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甚至比10年前还下降了16％。工资低、生活差、消费高这三大因素，使得这些民工宁可闲在土地上，也不愿意进城打工。

“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动者收入过低，维持低水准的生活，没有条件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教育与培训，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甚至出现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据悉，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07％、德国的5．56％。

说到“廉价劳动力”，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其实，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部分。当工人挣得高于一倍的工资、但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再次，“廉价劳动力”，造成了技术管理人大量流失。

竞争不仅仅表现在产品上，而是更多地表现在要素市场上，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上。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如果我们的企业沉缅于“廉价劳动力”优势，就很难在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吸引人才，争夺高素质的劳动力。近年来，许多国企眼睁睁看着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大量地流失我们应当增强忧患意识，对“廉价劳动力优势论”进行反思。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我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当时，我们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如今，我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近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近乎两倍。我们不该再死守着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而应当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鼓励企业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作者单位：上海市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