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职工队伍内部群体状况分析

针对目前广东省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我们利用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广东的数据，采用多元标志进行多次划分的方法，对广东省职工队伍的结构和各主要群体做多角度的观察和分析。本次调查中采用的类别标志主要有三项，一是“是否有工作”；二是“是非农业还是农业户口”；三是“职业”。采用这三项类别标志观察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可以首先将职工队伍整体区分为两个大群体：非农业户口职工群体(简称城镇职工群体)和农业户口职工群体(农民工群体)。城镇职工群体中又可区分为工人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管理人员群休、公务员群体。农民T群体中也可以区分为工人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和管理人员群体。但是，因为农民工群体中各子群体在劳动就业、劳动经济权益、职工民主政治权利和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差距都不是太大，因此本文集中分析了我省职工中的五大群体：城镇职工中的工人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管理人员群体和公务员群体，以及农民工群体。在分析农民工群体时，也比较分析各子群体的特征。

在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广东省的调查中，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调查了2000名职工，其中有1984名是非农业户口，6名是农业户口，7名是其他户口，缺失值是3；采取进入企业调查的方式，共调查了1221名职工，其中7名是非农业户口，1212名是农业户口，2名是其他户口。进入企业调查的样本其抽样框是按照单位从业人员数来构建的，因此抽到的企业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较少涉及小型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将两项凋查中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职工分别进行合并，也就是城镇职工总样本数为1991个，农民工总样本数为1218个。

一、城镇职工

(一)工人群体。

在本次调查中，城镇职工中的工人约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8．6％(563个有效样本)，其中男职工占46．7％，女职工占53-3％。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9．78岁，比职工总体均值(35．13岁)高4．65岁；平均工龄是20．42年，比职工总体均值(15．38年)多5．04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64年，比职工总体均值(12．44年)低0．8年。在健康素质方而，工人群体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价低于城镇职工其他群体，其中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55．6％，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11．2％。工人群体中的党员、团员所占比例分别为11．2％和9．1％，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28．0％和12．0％)分别低16．1％和2．9％，也比城镇职工其他群体中的党员、团员比例低得多。工人群体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059-3元，比城镇职工总体家庭人均月收入(1363．47元)少了304．17元。在他们的家庭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三方面是食品支出(30．1％)、子女教育费用(243％)和医疗药品(14．8％)，购(租)房费用位列第四(8．8％)。与5年前相比，家庭生活水平有提高的占51．5％，社会地位有提高的占26．6％；预测未来5年家庭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的占47．3％，社会地位会有提高的占22．9％。工人是对家庭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评价最差、预测最不乐观的群体。

在劳动就业方面，工人群体获得工作的途径，36．9％是亲友帮忙，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27．7％)，28．2％是通过单位招工，第三是自己到用人单位应聘(11．2％)。在有下岗(失业)经历的工人中，接近一半(49．8％)是通过亲友帮忙找到工作的。工人平均换工次数(1．44次)在各群体中是最高的，其中，曾经下岗(失业)的工人平均换工次数(2．14次)比未曾下岗(失业)的工人平均换工次数(O．97次)多了1．17次，下岗（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工作的稳定性。工人中40％曾经下岗(失业)，这些人中54．9％经过1年以上才实现再就业，不管是下岗(失业)的比例还是实现再就业时间之久都远远超过其他群体。曾经下岗(失业)的工人40．6％接受过再就业培训，略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35．7％)。工人群体对目前从事的工作感到满意的比例只有30．5％，低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3．7％)。他们对工作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工资收入低(30．6％)、社会保障待遇差(22％)、工作不稳定(12．8％)和没有发展前途(12．8％)。如果重新择业，他们最看重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收入高(22．7％)、社会保障待遇好(21．8％)和职业稳定(20．9％)。工人群体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城镇职工各群体中是最不充分的，选择“我的工作岗位不需要创造性”(12.3％)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在劳动时间和工资福利方面，工人每周平均劳动时间(45．78小时)在城镇职工各群体中是最长的，其中，混合所有制和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工人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50小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收入是1221．39元，最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最低是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工人，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收入之比是最小的(见表1)。工人中，所在单位规定了劳动定额的只占21％，劳动定额89％能够在8小时内完成。工会在劳动定额问题上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只有2．5％的劳动定额由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后确定的。工人中不加班的比例(39．3％)甚至比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群体还高；领不到加班费的只有20．3％，在各群体中比例最低。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的只占15．1％；46．2％5年来未增加过工资，在各群体中比例最高；68．6％扣除加班加点工资和各种补贴、津贴后，工资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被拖欠工资只有4．80A，。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了住房公积金的工人的比例(35．5％)远远低于专业技术人员(55．6％)、管理人员(51．4％)和公务员(86．7％)。对于这样的工资收入，67．6％的工人认为是中等偏下和低收入；55．6％的工人对现在的工资收入水平不满意，这两项指标的比例在各群   体中都是最高的。

在劳动合同方面，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的工人比例(35．1％)高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32．2％)和管理人员群体(23．9％)；已签劳动合同的工人中，39．5％的合同期是1年以内的，68．4％持有合同文本。劳动合同履行情况比较好。单位有工会组织的工人，48．3％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得到过工会的指导或帮助。不同群体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相同地较多包含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以及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等内容，对加班工资较少涉及。签订劳动合同时，城镇职工各群体中都有超过一半的工人(城镇职工总体均值为53．1％)未经协商，直接在单位提供的合同文本上签字。单位有集体合同的工人中，认为集体合同能发挥很大作用的占21．8％，能发挥一些作用的占58．6％。单位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人中，60．5％在开展协商后工资有所增加。

在劳动安全生产方面，54．5％被调查的工人所在单位对其进行过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这个比例低于专业技术人员(67．1％)和管理人员(72．7％)。工人认为自己岗位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措施非常有效的占12．1％，有一定效果占52．6％。

在社会保障方面，城镇职工各群体都认为养老保险在几项保险中是最迫切的，其次是医疗保险，第三是失业保险。单位在为职工缴纳各种保险时，最优先考虑的也是养老和医疗保险，其次是失业和工伤保险，第三才是女职工的生育保险。而单位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购买各种保险的比例都比工人高。工人群体在实际中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比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群体要少一些，管理人员享受的社会保障是最多的。(见表2)

在劳动争议方面，与单位发生过劳动争议的工人比例(12．1％)高于专业技术人员(8．6％)和管理人员(6．7％)。对工人而言，最易引发劳动争议三个原因是劳动报酬(30．3％)、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21．2％)和工作时间或休息休假(15．2％)。劳动争议能够全部解决的只占19．7％，51．5％是部分解决；解决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协商，第二是调解，第_二是其他方式，第四是诉讼，最后才是仲裁。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解决劳动争议的方式基本与此相似，只是比例上略有差别。工人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最希望通过找单位经营管理者、找工会以及私下协商解决，但实际上工会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工人期望的那么大，只有18．2％发生劳动争议的工人接受过工会法律援助，即使是单位有工会的工人接受工会法律援助的比例也只有24．4％。13％的工人认为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有重要作用，42．1％的工人认为工会能发挥一定作用。

在文化素质方面，认为自己的职业技能能满足和基本满足目前工作需要的工人只有30．7％和51．2％，低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分别是34．7％和52．6％)；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人只有58．4％，远远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分别是83．2％和74．4％)。工人群体最想参加技术技能培训和资格认证培训，与其他职工群体相同，只是存在比例上的差距。各个职工群体都选择单位没有提供培训机会作为没有参加培训的主要原因，说明职工中还是存在比较严重的“等、靠、要”思想。

在职工民主政治权利方面，工人群体中，愿意参加本单位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选举的占59．1％，参与意愿远低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76．3%）和管理人员群(81．9％)。只有20.1％的工人有对本单位的经营管理表达意见、反映愿望的渠道，其中愿意参与也有渠道的占27．9％，参与可能性同样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群体。工人群体参与本单位管理的首选渠道是直接向单位管理者反映意见(22．3％)，其次是通过单位的职代会(包括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反映意见或要求，第三是通过其他渠道(见表3)。因为被调查工人的单位实行厂务(或校务、所务)公开的只占29．3％，实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的只占18．9％，所以选择通过这两个渠道参与单位管理的比例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比工人更可能直接向单位管理者反映意见，也有更高的比例通过单位职代会(包括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反映意见或要求，其他几种渠道则用得不多。

所在单位已经建立工会的工人中，80．3％是工会会员，比例略低于城镇职工其他群体。各群体希望工会给职工提供的帮助大体接近，第一是帮助职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第二是维护职工劳动就业权利，第三是督促单位给职工上各项社会保险，第四是帮助职工解决实际生产生活困难。至于工会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代表职工与单位进行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各群体并不很关切。

单位已建职代会的工人中，73．8％参加过对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对于职代会作用的评价，城镇工人认为很好和较好的占39．1％。城镇职工中，5 1．5％认为所在单位管理者与普通职工之间关系融洽，管理人员的评价(64．3％)高于专业技术人员(49．4％和工人(4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管理者不能完全觉察普通员工的不满。工人认为不和谐的原因首先是经营管理者和普通职T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第二是经营管理者对普通职工尊重不够，第三是经营管理者对普通职工困难关心不够。认为是普通职工对经营管理者劳动贡献理解不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样注重这三方面的原因，管理人员还认为普通职工没有民主参与的权利和缺乏相互沟通的渠道也是造成不融洽的原因。相应地，不同群体职工对民主管理都抱比较肯定的态度。

在社会态度方面，大部分工人认为单位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能够带来好处。工人希望通过做好本职工作来为推动企(事)业发展，实现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做贡献的占44．9％，这个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群体(37-4％)和管理人员群体(33．9％)；希望通过合理化建议活动(16．5％)和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10．1％)的比例比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低。认为钻研技术(业务)能给自己带来实惠的工人占70．5％，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分别是78．2％和82．7％)，愿意参加劳动竞赛活动的工人占62．7％，同样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群体(70．9％和75．4％)。工人群体的工作主动性还是比不上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群体。在对劳动竞赛的看法上，工人更倾向于认为劳动竞赛能提高单位经济效益，但是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和管理人员群体更认同劳动竞赛能够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和素质，以及为职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I生提供途径和机会。工人群体对单位开展文体活动的评价同样低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和管理人员群体。

对于目前企业职工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各职工群体(包括农民工)同样地认为是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太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以及普通职工与经营管理者收入差距过大，这说明职工对这个问题有普遍共识。工人对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的评价比城镇职工总体低，选择“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很少，安全感不强”和“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没有安全感”的分别占31％和14．9％，超过其他群体的比例。对于近年来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工人的评价没有其他群体那么乐观，认为提高的比例小于其他各群体，认为下降的高于其他各群体，有比较多的人(36．2％)选择没有变化。(见表4)

对于工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原因，不同群体大体都认为是工人的收入太低、工就业岗位不稳定、政府的政策落实得不好和工人的民主管理得不到保障。相应地，各群体认为要调动职工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社会积极性，主要应解决好的问题，基本集中在提高工人工资、保障工人就业岗位和提高对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三方面。

让工人群体感到压力的前三个问题分别是收入低(25.3％)、看病就医费用高(18.4％)和子女教育费用高(14％)。工人群体在理想选择方面，35．5％选择了家庭生活舒适安定，第二是获得一份稳定工作(25．6％)，第三是赚较多的钱(16％)，三个选择的比例在各群体中都是最高的。正因为工人的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所以有较多的工人把与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稳定、较高收入作为个人的最大理想。在不是党员的工人中，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38．1％，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5．6％低了7．5％。在遇到问题时，大部分人倾向于找亲朋好友解决，第二是找政府或行政部门，第三是找工会。工人群体求助于工会的比例超过其他几个群体。

(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

本次调查中，城镇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1．20A，(340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占50．6％，女占49．4％。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8．03岁，比总体均值(35．13岁)高2．9岁；平均工龄是17．85年，比总体均值(15．38年)多2．47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12年，比总体均值(12．44年)多1．68年。在健康素质方面，他们对自己健康状况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6l_4％，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但是比管理人员群体和公务员群体的比例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中，党员、团员所占比例分别为26．8％和14．4％，与城镇职工总体中党团员比例大致持平。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414．82元，比城镇职工总体家庭人均月收入(1363．47元)高了51．35元。在他们的家庭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三方面是食品支出(29．2％)、子女教育费用(18．8％)和购(租)房费用(8．4％)，医疗药品(8_3％)位列第四。专业技术人员对家庭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的评价和预测略高于城镇职工总体。

在劳动就业方面，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工作的前四个途径分别是毕业分配（26．3％)、单位招工(23％)、亲友帮忙(195％)和自己到用人单位应聘(14．5％)。他们中有52．4％的人未曾换过工作，平均换工次数是1次；16．8％的人有过下岗(失业）经历，低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28．9％)；在曾经下岗(失业)的人中，35．1％的人接受过再就业培训，46．4％的人在3个月以内就实现再就业。他们的工作稳定陛比较强，有69．1％的人认为目前工作比较稳定，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60．7％)。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对目前从事工作满意的占45．5％，略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3．7％)。他们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前三个原因分别是工资收入低(3 1．2％)、社会保障待遇差(16．9％)和没有发展前途(14-9％)。如果重新择业，他们最看重的首要因素是收入高(24．4％)，职业稳定、社会保障待遇好和福利待遇好三个因素并列第二(16．7％)。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充分和比较充分发挥的比例(55．3％)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50．8％)，他们的创造性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和比较充分发挥的比例(41％)也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34．4％)。

在劳动时间和工资福利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平均每周的劳动时间是42．66小时，其中，外商(台港澳)投资企业技术人员工作时间最长，第二是私营(民营)、个体企业，第三是集体企业，最后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国有(含国有控股)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中，单位规定劳动定额的只占16．8％，56．1％的劳动定额是企业单方面确定，17．5％是企业与职工协商后确定，5．3％是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后确定的。84．2％的劳动定额能够在8小时内完成。专业技术人员中经常加班的有10．9％，有时加班的占54．7％，26．8％能按法律规定标准拿到加班费，30．7％的人能领到加班费，但达不到法律规定标准。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月工资是1848．78元，其中，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技术人员月均工资为2413．6元，企业技术人员月均工资为1956．04元，事业单位技术人员月均工资为1781．25元，其他单位技术人员月均工资为1 584．68元。只有很小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计件丁资。接近一半(47．3％)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最近一两年里工资有所增加，平均增加工资数是194．49元。被单位拖欠工资的只占5．6％。55．6％的专业技术人员单位为其办理了住房公积金。37．1％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下，13．87％的人认为自己是低收入，他们对自己工资收入水平不满意的达到48．5％。

在劳动合同方面，专业技术人员与单位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的占32．2％，45．1％的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34．4％的期限是1年以内的，18．0％的人签订了聘用合同。单位有工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得到工会指导或帮助的占38．5％。49．1％的劳动合同是经过与单位协商后签订的，这个比例高于工人群体和管理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69．9％持有合同文本，42．3的劳动合同能够完全履行，48．5％的劳动合同基本能够履行。被调查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只有13．5％所在单位有集体合同，大部分人不了解集体合同作用的发挥情况；8．3％的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其中37．9％的人在工资协商后工资有所提高。

在劳动安全生产方面，67．1％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单位对其进行过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认为自己工作岗位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措施非常有效的占13．54％，有一定效果的占57．9％。

专业技术人员中，8．6％与单位发生过劳动争议，引发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济补偿(27．6％)、劳动报酬(24．1％)、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13．8％)。没有解决的劳动争议占41．4％，在三个群体中比例最高。单位有工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解决劳动争议过程中，21．4％接受过工会的法律援助。专业技术人员如果和单位发生劳动争议，他们希望的解决途径是找单位经营管理者、找单位工会组织和私下协商解决。

在文化素质方面，45-3％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自己的职业技能能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基本满足需要的占50．6％，在城镇职工各群体中比例最高。另一方面，专业技术人员也是城镇职工中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比例最高的群体，他们中83．2％的人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他们最想参加的培训是技术技能培训(51．8％)，高于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需求(分别为45．6％和35．1％)，第二是职业资格认证培训(17．9％)。

在职工民主政治权利方面，专业技术人员愿意参加本单位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参与、民主选举的比例是76．30%，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67．7％)高了8．6%。他们中42．4％有向本单位经营管理者表达意见、反映愿望的渠道，同样是高于工人群体而低于管理人员群体。(见表4)

在社会态度方面，为推动企（事)业发展，专业技术人员只想做好本职工作的占37．4％，第二是参加合理化建议活动(17．9%)，第三是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12．6％)。78．2％的专业技术人员认为钻研技术(业务)能给自己带来实惠。愿意参加劳动竞赛的专业技术人员占70．9％，同样高于工人群体的比例(62．7％)，低于管理人员的比例(75．4％)。他们认为劳动竞赛最主要的作用是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和素质(49．7％)，为职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途径和机会(17．9％)，第三才是提高单位经济效益(12．9%)。

与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比较起来，专业技术人员对目前企业职工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更注重普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22．1％)和普通职工与经营管理者收入差距过大(21．2％)两个问题。除了失业制度之外，专业技术人员对现在社会保障几种制度的评价比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更低一些，他们对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的评价也处于普通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专业技术人员的理想一是家庭生活舒适安定(32．1％)，二是充分发挥自己才能(22．9％)，三是赚较多的钱(14．7％)，四是获得一份稳定工作(14．4％)。在不是党员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45．8％。在城镇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认为现在人们的职业道德水平比以前是降低的比例最高(30．9％)，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24-3％)高了6．6％。而导致职业水平降低的前四个因素是：拜金主义严重(27．7％)、社会诚信缺失(23．2％)、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惩戒不力(14-2％)，理想信念淡薄(13．9％)。城镇职工对导致职业道德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的看法比较接近，只不过公务员中有较高比例认为是理想信念淡薄(17．5％)导致的。让专业技术人员感到压力的前几个问题是：收入低(20．7％)、看病就医费用高(17.2％)，子女教育费用高(15％)和房价高(15％)。遇到困难时，专业技术人员比其他城镇职工群体更多地求助于亲朋好友(52．4％)，第二是政府(行政部门)(14．2％)，求助工会的比例(9．1％)却低于普通工人(12．1％)和管理人员(11．4％)的比例。

(三)管理人员群体。

本次调查中，城镇职工中的管理人员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2．8％(387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占51．7％，女性占48．3％。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7．52岁，比职工总体均值(35．13岁)高2_4岁；平均工龄是17．7年，比职工总体均值(15．38年)多2．32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07年，比职工总体均值(12．44年)多1．63年。在健康素质方面，管理人员对自己健康状况满意的占64．8％，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他们中党员、团员所占比例分别为40．6％和14．2％，高于城镇职工总体中党团员比例，但党员比例比公务员群体低。管理人员群体家庭人均月收人为1721．32元，比城镇职工总体家庭人均月收入(1：363．47元)高了357．85元。在他们的家庭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三方面是食品支出(28．5％)、子女教育费用(19．30A，)和购(租)房费用(9．2％)，医疗药品(9．1％)位列第四。他们对自身家庭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变化的评价和预测比城镇职工总体基本都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在劳动就业方面，管理人员获得工作的前四个途径分别是单位招工(26．1％)，亲友帮忙(22．5%)、自己到用人单位应聘(15％)和毕业分配(14．5%)。他们中有47．5％的人没换过工作，平均换工作的次数是1．1次，仅次于工人群体。18．3％的人有过下岗(失业)的经历，其中47．9％的人在3个月内实现再就业，比其他群体实现再就业的时间短，但是接受再就业培训的比例(29．6％)比城镇职工总体(35．7％)低。他们认为目前工作稳定的占68．2％，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60．7％)。管理人员对目前从事工作满意的占56．9％，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3．7％)。他们对工作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分别是工作收入低(86．9%)、社会保障待遇差(62．1％)和没有发展前途(75．5％）。重新择业他们最看重的前三个因素分别是收入高(66．5％)、职业稳定(64％)和社会保障待遇好(51．4)。

在劳动时间和工资福利方面，管理人员每周工作时间是42．37小时，其中企业管理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3．69小时，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管理人员每周工作36．5小时，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每周工作40．08小时。管理人员中规定了劳动定额的比例比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都低，只有14．5％；通过企业与职工或者工会协商确定劳动定额的比例高过其他两个群体，分别为26-8％和10．7％，能够在8小时内完成当天劳动定额的占89-3％。管理人员中需要加班的占69．5％，略高于其他城镇职工群体，但是他们能够按法律规定标准领到加班工资的比例在各群体中是最高的(33．1％)，领不到加班工资(28．6%)的情况却比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要严重一些。管理人员的月平均工资收入是2111．08元，超过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略低于公务员群体。其中，企事业单位一般管理人员的月均工资为1862．88元，中层管理人员的月均工资为2446．81元，高层管理人员或负责人的月均收入为3813．64元。管理人员实行计件工资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3％。49．6％的管理人员在今年或者去年增加过工资，最近一次增资平均幅度是259．36元。只有2．8%的管理人员被单位拖欠工资。51．4％的管理人员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至于对收入的评价，有58．2％的管理人员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当地是中等及以上水平的，但是对自己收入感到满意的只有19．1％，43．7％的人认为自己收入一般，这个比例在各群体中最高。

在劳动合同方面，管理人员群体是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最好的一个群体，只有23．9％的人没有签订任何合同，而且其中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比例(21％)也在各群体中最高。管理人员单位建立了工会的，45％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得到工会的指导或帮助。持有合同文本的管理人员占76．1％，在城镇职工群体中比例最高。劳动合同完全能够履行的占43．6％基本能够履行的占46．5％，与其他群体差别不大。管理人员对集体合同比较肯定，12．7%的人认为能发挥很大作用，34。6％的人认为能发挥一些作用。而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后工资有所增加的管理人员比例也比较高，达到63．6％。

在劳动安全生产方面，72．7％的管理人员所在单位对其进行过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高于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认为工作岗位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措施非常有效的有22．3％，认为有一定效果的有55．4％，基本上持肯定态度。

在劳动争议方面，只有6．7%的管理人员与单位发生过劳动争议，引发争议的前三个原因分别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28％)、劳动报酬(20％)、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20%)。劳动争议解决情况比较好，44％全部解决，28％是部分解决。单位建立了工会的管理者在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时，有40％接受过工会的法律援助。

在文化素质方面，管理人员认为自身的职业技能能满足目前工作需要的占38．2％，基本能满足的占55-3％，略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分别为34．7％和52．6％)。74．4％的管理人员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因为单位没有提供培训机会而没参加培训的占70．5％，在各群体中比例最高。管理人员最希望参加技术技能培训的只有35．1％，比城镇职工中的普通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低，比农民工群体的比例也低；第二是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培(20．4％)，第三是参加文化知识培训(9％)。

在职工民主政治权利方面，管理人员愿意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参与、民主选举的比例(81．9%)在城镇职工群体中最高，对本单位的经营管理有表达意见、反映愿望的渠道比例也是最高(46．8％)。他们参与管理的渠道主要是直接向单位管理者反映意见、参与单位的职代会(包括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以及在单位集体协商会议上提出意见和要求(见表4)。单位已经建立了职代会的管理人员中，参加过本单位选举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的比例是84.4％，略低于专业技术人员(86．2％)，但是他们对职代会的评价在城镇职工各群体中最高，认为职代会作用发挥得很好(15．6％)和较好(34．9％)的比例分别比城镇职工总体(10．7％和28．4％)高出4．9％和6．5％。被调查的管理人员单位实行了厂务公开(或校务、所务公开)的占53．1％，实行职工董事、监事制度的占31．3％，实行民主议事会制度的占37．5％，实行工会与单位行政平等协商制度的占27．9%。这几个比例都高于工人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数据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有些单位实行的民主管理制度只是形式上的，普通职工和不参与管理的技术人员了解并不多；二是普通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对民主管理的关注度比管理人员低。开展了“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的单位的管理人员中，认为活动带来很多好处的占19．5％，带来一些好处的占67.3%，略高于城镇职工总体的评价(20．8％和62％)。管理人员对单位开展文体活动的评价也比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更加肯定。

在社会态度方面，管理人员对于推动企(事)业发展，首选是只想做好本职工作(33．9％)，第二是参加合理化建议活动(27．9％)，第三是参与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管理人员参与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意愿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他们对钻研技术给自己带来实惠是最肯定的(82．7%)愿意参加劳动竞赛活动(75．4%)在城镇职工各群体中比例最高。与专业技术人员相同，管理人员认为劳动竞赛最大的作用是提高职：亡技术水平和素质(41．3%)，其次是为职工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提供途径和机会(23％)，第三位才是提高单位经济效益(19．6％)。

对于几项社会保险的评价，都有约占一半的管理人员认为是“一般”，其中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评价又稍微差一些。管理人员认为享受到比较充分的社会保障，有安全感的占15．8％，比较有安全感的占40．3％，比工人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好一些，但比公务员群体差一些。对于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管理人员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大和腐败现象严重并列第一(23．1％)，第二是社会保障不健全(17．9％)，第三是就业难(12．8％)。城镇职工各群体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比较接近，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对看病就医费用高的选择略多一些。在理想问题上，28．4％的管理人员选择充分发挥自己才能，27．1％选择家庭生活舒适安定，18．3％选择获得一份稳定工作，他们对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选择超过其他城镇职工群体。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人员中，愿意加入的占54．1％，仅次于公务员群体(71．8％)。管理人员对目前职业道德水平的评价也是在城镇职工群体中最高的，41．6％的管理人员认为职工的职业道德水平比以前提高了。而导致职业道德水平降低的原因，管理人员认为是社会诚信缺失(24．5％)、拜金主义严重(23．8％)和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惩戒不力(17．6％)，与城镇职工总体看法大致相同。管理人员感到压力最大的前三个问题是：看病就医费用高(19．7％)、收入低(18．9％)和子女教育费用高(16．6％)。遇到问题时，管理人员倾向于找亲朋好友解决的占47．9%，找政府(行政部门)的占14．2％，找党组织的占ll.7％，找工会的占11．4%。

(四)公务员群体。

本次调查中，公务员群体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9％（181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占69．6%，，女性占30．4％，性别比例远远高于职工总体水平。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9．85岁，比职工总体均值(35．13岁)多4．72岁；平均年龄是19．41年，比职工总体均值(1538年)多4．03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85年，比职工总体均值(12．44年)多2．41年，是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中党员、团员所占比例分别为77．3％和5．5％，党员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公务员群体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707．08元，比城镇职工总体家庭人均月收入(1363．47元)高了343．61元。在他们的家庭支出中，占最大比例的三方面是食品支出(27．9％)、子女教育费用(16．5％)和购(租)房费用(11．2％)，通讯网络费用(9．3％)位列第四。与5年前相比，家庭生活水平有提高的占81．1％，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65．9％)高了15.2％；觉得未来5年家庭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的占70．6％，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58．8％)高了11．8％；认为今后改善自己生活和工作条件有很多和较多机会的占34．5％，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32．9％)高了1．6％；认为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和5年前相比有很大提高或有所提高的占55％，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1．4％)高了13．6％；认为自己未来5年社会地位会有提高的占40．5％，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33．3％)高了7．2％。

在劳动就业方面，公务员中通过毕业分配找到工作的比例在各群体中是最高的(37．8％)，第二个途径是单位招工(22．2％)，第三是政府安置(14．4％)，第四是亲友帮忙(12.2％)。他们中有59-4％的人未曾换过工作，平均换工次数只有0．66次，有过下岗(失业)经历的只占5％，都远远低于城镇职工总体。公务员群体工作最为稳定，有92．3％被调查的公务员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稳定的，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60．7％)高了31．6％。公务员群体中，劳动积极性能够充分发挥的占58．3％，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的占40．6％，都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高。他们对工作感到满意的占67．8％，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3．7％)高了24．1％；对工作不满意的前三个原因分别是工资收入低(100％)、社会保障待遇差(77．8％)和劳动强度太大(55．5％)。如果重新择业，公务员最看重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收入高(24．3％)、职业稳定(19．6％)和生活保障待遇好(16．1％)。

被调查公务员的月均工资是2240．46元，其中办事员、科员的月均工资是1993．75元，科级公务员的月均工资是2597．56元，处级公务员月均工资是3650元，调查没有涉及厅(局)级及以上级别的公务员。62．8％的公务员在今年或者去年增加过工资，平均月增工资额度是211．41元。公务员被拖欠工资的比例很低，只有2．8％。86．7％的公务员所在单位为其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这个比例在城镇职工群体中是最高的。70．6％的公务员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在所在城市属于中等及以上档次，但是，只有24．5％的公务员对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

在社会态度方面，公务员认为享受到比较充分的社会保障，有安全感占26．1％，比较有安全感的占533％，都高于城镇职工总体比例(14．5％和34．4％)，在四个群体中也是最高的。公务员对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作用的评价也最为肯定，认为有重要作用和能发挥一定作用的占73．9％，比城镇职工总体肯定评价(58．7％)高了15．2％。在理想方面，公务员的第一选择与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相似，是家庭生活舒适安定(30．6％)，第二选择是充分发挥自己才能(25．6％)，第三选择是为社会做贡献(20％)。在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公务员中，有71．8％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比例远远高出其他群体。让公务员群体感到压力最大的前四个问题是看病就医费用高(21-4％)，收入低(19．8％)、房价高(16．8％)和子女教育费用高(16％)。公务员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第一是倾向于找亲朋好友解决(40．2％)，但是比例比其他群体低；第二是找党组织(22．9％)，其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原因一是公务员中党员的比例较大，二是公务员比其他群体更接近各级党组织；第三是找政府(行政部门)(19．6％)，比例也高于其他群体；找工会的比例只有4．5％，在各群体中最低。

城镇职工四个群体对自身各方面的评价的中，除了家庭满意度、与别人关系满意度和健康状况满意度有一些例外之外，其他满意度都按照普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务员的排列上升。(见表5)

二、农民工群体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群体有效样本共1218个，其中男性占53．9％，女性占46．1％平均年龄29．02岁，平均工龄9．1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11．74年，党员占6．8％。(见表6)普通农民工比城镇工人平均年轻11．22岁，工龄平均少11．64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城镇工人低了0．69年，他们中45．7％是初中文化程度，高中(职高)和中专(中技)占43．6％。农民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性别比偏大，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偏少。与城镇专业技术人员相比，他们平均年轻7．56岁，平均工龄少了8．02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O．71年，他们的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职高)(23．4％)、中专(中技)(26．6％)和大专(高职)(29．8％)。农民工中的管理人员女性比例(48％)略高于农民工总体的女性比例(46％)。他们的平均年龄比城镇户口管理人员平均年龄少了7．52岁，平均工龄少了7．68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1．28年，他们最集中的文化程度是高中(职高)(31．1％)，其次是大专(高职)(24．2％)。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中不同职业身份群体都呈现出年纪轻、丁龄短和学历较低的特点，但是学历差距并不是很大。农民工中男性多女性少，女性更多从事普通工人工作，一部分成长为管理人员，但是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农民工则比较少。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健康状况评价较高，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2．8%，比城镇职工对健康满意的比例(59．7％)高了13．1％；他们中的管理人员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最差。农民工中党员的比例(6．8％)比城镇职工中党员的比例(265％)低得多，管理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又是最高的。因为农民工普遍比较年轻，所以他们中团员的比例(41．1％)远远超过城镇职工中团员的比例(11．4％)。

农民工群体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181．91元，比城镇职工总体家庭人均月收入(1363．47元)低了181．56元。其中，普通农民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071．11元，专业技术人员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478．15元，管理人员家庭人均月收入为1338．12元。在他们的家庭支出中占排在前三位的是食品支出(23．3%)、子女教育费用(16．6%)和购(租)房费用(14.1％)，医疗药品(11．3％)位列第四，赡养老人排第五(10．3％)。同样一项购(租)房费用，对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意义大不相同。城镇职工一般都有住所，区别只是住得好与不好；但是农民工在经济最紧张的情况下仍必须把租房列入开支中，否则他们将无处落脚，所以购(租)房费用在农民工家庭开支中占有较大比例。与5年前相比，家庭生活水平有提高的占78％，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65．9％)高了12．1％。他们中觉得未来5年家庭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的占69．2％，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58．8％)高了10．4%；认为今后改善自己生活和工作条件有很多和较多机会的占54％，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32．9％)高了21．1％；认为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和5年前相比有很大提高或有所提高的占61．7％，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41．4％)高了20．3％；认为自己未来5年社会地位会有提高的占53．4％，比城镇职工总体比例(33．3％)高了20．1％。农民工对几项指标的评价比较乐观，这也是近年来党和政府关爱农民工的政策使农民工得到实惠的体现。

(二)劳动就业。

农民工获得工作的前四个途径是单位招工(29．5％)、亲友帮忙(23．4％)、自己到用人单位应聘(21．5％)和通过劳务市场(人才市场)(12．1％)。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因为本身具有专业技术，他们获得工作的前三个途径分别是：单位招工(26．60A，)、自己到用人单位应聘(25．8％)和劳务市场(人才市场)(19．4％)，亲友帮忙是第四位(15．3％)；而管理人员获得工作的途径是自己到用人单位应聘(29．8%)、单位招工(23．8％)和劳务市场(人才市场)(17．5％)，亲友帮忙同样也是第四种选择的途径(14．9％)。可见他们找工作更多的靠实力而不是亲友关系。相反的，城镇职工靠亲友帮忙是获得工作的首选途径(27．7％)。城镇职工靠亲友帮忙获得工作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下岗(失业)职工作为弱势群体，再就业很大程度上仰仗亲友关系；二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通过亲友的关系网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工作。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过硬的关系网络，他们通过现有的亲友关系网找到的工作，和通过自身努力找到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质的差别；另一方面，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好，农民工如果不太挑剔的话，大部分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找到工作。

60．5％的农民工换过工作，他们平均换工数是1．32次，略高于城镇职工换工次数(1．25次)。其中，普通农民工换工次数最少，56．8％的普通农民工换过工作，他们的平均换工次数是1．22次。专业技术人员换工次数最多，68．5％换过工作，他们平均换工次数是1．56次。农民工对目前工作很满意的占114％，比较满意的占34．4％，工作满意度略高于城镇职工，其中又以管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为最高。他们对工作不满意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工资收入低(31．3％)、没有发展前途(18．7％)和生活保障待遇差(154％)。他们觉得目前工作很稳定的占10．9％，比较稳定的占56．4％，略高于城镇职工(10．5%和50．3％)，其中也是管理人员认为工作稳定性最高(71．5％)。如果重新择业，农民工最看重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收入高(24．5％)、福利待遇好(18．4％)和职业稳定(16．9％)。其中，普通农民工更在意职业稳定(1 8．8%)，专业技术人员看重能发挥专长或有发展机会(1 6．7％)。

(三)劳动经济权益。

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49．24小时，比城镇职工每周工作时间(44．13小时)长5．11小时。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时间最短(：46．64小时)，管理人员每周工作时间最长(50．13小时)。他们中由单位规定了劳动定额的只占30．5％，管理人员规定劳动定额的最少，只有25．5%。劳动定额有82-4％能够在8小时内完成。83．1％被调查农民工每周能够有1天的休息时间，6．8％的农民工需要每天加班，12．1％需要经常加班，63．8％是有时加班，只有1 7．4％的农民工不需加班。普通农民工加班更多一些，只有14．5％不加班，加班频率高于城镇普通工人。54．9％的农民工能按法律规定拿到加班费，24．6％能够拿到加班费但达不到法律规定标准，领不到加班费的有12％，其中以管理人员被拖欠加班费最为严重，达到18．6％。

被调查的农民工97．2％工资是按月领取，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收入是1593．87元，其中普通农民工是1345．26元，专业技术人员是185031元，管理人员是1921．69元。被调查农民工去年全年打工的总收入是15778.4元，其中普通农民工是13982．98元，专业技术人员是18264．19元，管理人员是19682．67元。因为在本次调查中普通农民工的比例较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比实际情况要高；而且被调查的农民工基本在较规范的大中型企业工作，因此，本次调查农民工平均工资高于实际水平。77％的农民工在今年或者去年增加过工资，增额平均为165．81元，低于城镇职工增额(196．38元)。扣除加班加点工资、夜班补贴，高温、井下、有毒有害等津贴收入后，只有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实行计件工资的只占15．3％，其中，普通农民工有21．3％实行计件工资。被调查的农民工中只有0．7％被单位拖欠工资。5．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工资水平在所处城市属于中等偏上和高收入的档次，40．5％认为属于中等档次；他们对自己的工资感到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16．8％，其中，普通农民工对工资的满意度最高(18．8％)。

农民工中，单位办理了住房公积金的只有19．8％，远远低于城镇职工的比例(44．3％)。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办理了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最高(29％)，这体现了一些用人单位将办理住房公积金作为留住专业技术人才的福利待遇来处理。农民工认为最迫切的社会保险项目是养老保险(42．7％)和医疗保险(33．8％)。单位为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的占70．9％，缴纳医疗保险的占64．9％，缴纳失业保险的占45．5％，缴纳工伤保险的占71．1％，为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的占28．8％。不管是城镇职工还是农民工，普通工人享受到的保险比例和福利待遇都要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被调查农民工合同签订率为77．8％，还有5．8％是签订了劳务合同，1．9％签订了聘用合同，3．5％签订过劳动合同已过期没有续签。但是，农民工与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非常严重，有75．2％的合同是1年以内的，比城镇职工签订1年以下期限劳动合同的比例(37．9％)高了37-3％。74-4％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持有合同文本，90％合同完全能够履行或者基本能够履行。农民_丁所在单位22．8％有集体合同，12．9％的农民工认为集体合同在维护合法权益上能够发挥很大作用，33．8％认为能发挥一些作用，10％认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单位开展了工资协商的农民工中，69．8％的人认为工资有所增加。

在安全生产方面，88．1％的农民工所在单位对其进行过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2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工作岗位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措施非常有效，58％的人认为有一定效果。

在劳动争议方面，12．3％的农民工与单位发生过劳动争议，略高于城镇职工群体的比例。而在农民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与单位发生过劳动争议的比例略高过普通工人，情况正好与城镇职工相反。引发争议的前三个原因分别是劳动报酬(28．6％)，自动离职或辞职(19．O％)和经济补偿(16．3％)。对于普通农民工来说，因为经济补偿引发的劳动争议超过因自动离职或辞职引发的劳动争议。36．7％的劳动争议能够全部解决，42．2％是部分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解决劳动争议较多是通过协商，普通农民工则较多是通过调解解决。农民工在解决劳动争议过程中，接受过工会法律援助的并不多，只有14．9％，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援助的比例又高于普通工人，不管单位有没有建立工会，情况都比较相似。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工人最希望的解决途径分别是找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23．9％)、找单位经营管理者(22．7％)和找单位工会组织(22．3％)，其中普通农民工找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比例高一些，而其他两个群体是找单位经营管理者的比例更高。单位发生了由集体劳动争议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时，只有1 8．2％的农民工选择不参加。

(四)文化素质。

被调查的农民工41．7％认为自己的职业技能能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45％的人认为基本能满足需要。68．2％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没有参加培训的第一个原因同样是单位没有提供培训机会(54．4％)，第二是没时间参加(22．8％)，尤其是管理人员中有36．8％的人因为没时间而没有参加培训，可见过长的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技术技能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农民工最想参加的培训一是技术技能培训(43．9％)，普通农民工中对技术技能培训的需求更高达53．4％：二是职业资格认证培训(20．6％)，三是创业培训(10％)，四是外语培训(6．7％)，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和外语培训的需求更迫切一些。农民工对参加劳动竞赛的热情不高，只有4．4％最希望通过参加劳动竞赛来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作贡献，较多想通过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活动(17．8％)、合理化建议活动(16．1％)、做好本职工作(15．6％)和安全生产活动(13．3％)实现这个日的。值得关注的是，城镇职工最多选择的是做好本职工作(41．2％)，农民工在这个问题上比城镇职工更为积极主动一些。单位开展了劳动竞赛的农民工中，愿意参与的占83．7％，他们较多认为劳动竞赛能够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和素质(39．4％，普通农民工的比例是47．7％)，以及为职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途径和机会(30．6N，)，认为能够通过劳动竞赛提高单位经济效益的只占16．1％。

(五)职工民主政治权利。

农民工对职工参与企(事)业管理基本是抱肯定和赞同态度。77．3％的农民工愿意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参与和民主选举，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与意愿高于普通农民工。43．2％的农民工有向本单位的经营管理者表达意见、反映愿望的渠道，其中，管理人员有渠道的比例(55．3％)高于普通农民工(40．2％)和专业技术人员(42．7％)。农民工参与本单位管理的前四种渠道分别是：直接向单位管理者反映意见(27．6％)、其他渠道(14．8％)、参与厂务公开活动(12．7％)和向单位工会组织反映自己的意见和要求(11％)。其中，普通农民工通过单位的职代会和厂务公开活动参与管理的比例更高一些。农民工希望工会为职工提供的前三个帮助分别是：提高工资福利待遇(28．5％)、维护职工劳动就业权利(15-2％)和督促单位给职工上各项社会保险(11．7％)，至于在签订劳动合同和代表职工签订集体合同方面提供帮助，农民工的要求并不强烈，这与城镇职工对工会的期望基本相同。在单位已经建立职代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本单位选举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的占50％，管理人员参加的比例比普通农民工和专业技术人员高了10个百分点。14．4％的农民工认为职代会作用发挥很好，30．1％认为较好，其中，普通农民工和管理人员对职代会作用的发挥更加肯定。单位开展了“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单位)活动”的占26．9％，31．5％已开展这些活动单位的农民工认为活动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53．2％认为带来一些好处，但是专业技术人员对这项活动的评价低于其他两个群体。16．7％的农民工认为本单位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关系很融洽，38．5％认为比较融洽，管理人员的评价比其他两个群体要肯定一些。农民工认为关系不融洽的原因，一是缺乏相互沟通渠道(21．9％)，二是经营管理者对普通职工尊重不够、经营管理者与普通职工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都是19．8％)，三是经营管理者对普通职工困难关心不够(19．4％)。与城镇职工相比较而言，农民工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关系的融洽更需要通过沟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工缺乏真正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

(六)社会态度。

农民工认为，目前企业职工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普通职工资增长缓慢(35．5％)、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太低(18．7％)、普通职工和经营管理者收入差距过大(13．4％)。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只是农民工更注重工资的增长，而城镇职工更多认为是收入过低。农民工对现行几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评价甚至都超过城镇职工，53．6%的农民工认为享受到社会保障，有安全感和比较有安全感，比例同样高于城镇职工(48．9％)。农民工对近年工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同样比较乐观，认为工人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的占8-3％，有所提高的占56．5％，而认为有所下降和有很大下降的只占8．4％。农民工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收入太低(29．4％)、政府的政策落实得不好(20．5％)和工人的就业岗位不稳定(18．5％)，农民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更多认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工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因此相应地，农民工认为，要调动职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积极性，主要应该解决好的问题是：提高工人工资(27．5％)，提高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20．7％)和保障工人就业岗位(14．6％)。他们的看法和城镇职工基本相同。农民工对近年生产生活状况的改善评价较高，10．6％认为有很大改善，72．2％认为有所改善，只有10．4％认为没有改善。农民工认为，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带来的实惠是劳动条件比以前好了(19．5％)，拖欠工资的少了(18．5％)、关心农民工的人多了(15．7％)，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14．5％)。

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个人理想是家庭生活舒适安定(27．7％)、充分发挥自己才能(23．7％)、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14．9％)，为社会做贡献(13．3％)和赚更多的钱(12．7)。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最大理想是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占32．3％和30．1％。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一是赚钱养家(25．2％)，二是争取发展机会(22．6％)，三是增长见识和能力(21．6%)。专业技术人员位列第一的目的是争取发展机会(25．4％)，他们更渴求通过发挥才能，获得发展机会，彻底改变自身的命运。对于在城里最大的收获，农民工认为，一是增长了见识(52．8%)，二是赚到了钱(18．2％)，三是找到了发展机会(13．4％)。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选择最大收获是找到发展机会的分别是22．6％和16．9％，而普通农民工只有10％。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工占76．7％，远远高于城镇职工的比例(45．6%)。农民工中，感觉很幸福的占12．8%，比较幸福的占39．5％，幸福感总体略低于城镇职工(分别是11％和46％)。

农民工认为，他们在城里打工，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是就业信息和渠道少(22．8％)，二是培训机会少、劳动技能低(22．6％)，三是权益受到侵害时无处反映(14．9％)。而在城里生活，最困扰他们的问题：一是远离家人，感到孤独(16．6％)，二是患大病时无钱医治(14％)，三是过年回家买票难(13％)，四是父母、子女无人照顾(12．8％)，五是生活条件太艰苦(12%)，六是缺少文化娱乐生活(11％)。遇到问题时，农民工倾向于找亲朋好友解决的占45．7％，找政府(行政部门)解决的占16％，找工会解决的占13．5％。他们找亲朋好友的比例甚至略低于城镇职工(49．8％)。在有关农民工的问题上，对于不涉及价值判断及利益的问题，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看法比较接近，但是在同工同酬、挤占城市职工就业岗位及影响社会治安等问题上，两者之间的态度差距比较明显。(见表7)

    (作者单位：广东省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