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省职工队伍发展变化特点及趋势的调查

第一部分

综述

一、职工概念的界定

依据广义工人阶级的定义，本文阐述的职工与工人阶级的范畴在内涵和外延上是一致的。依据《工会法》第三条的规定，可以将“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界定为本文研究中的“职工”。同时，考虑到实际情况，在认定是否属于“职工”时，应当灵活对待“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这一属性，引入并强化“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或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一属性。

二、广东职工队伍的总量及发展变化情况

随着广东经济的每一波增长，职工总数逐年呈现上升趋势，队伍迅速壮大。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截至2006年末，广东省从业人员总数为5250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116万。广东还是农民工第一大省，流动就业半年以上人员2200多万人，其中外省1600多万人，本省600万人，每3个从业人员中就有一个农民工。根据全总对“职工”的界定，广东省总工会在此基础上，对职工队伍总量进行了测算，截止2006年底，全省职工人数达到1868．95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600多万人。包括：(1)各类企业、事业与机关单位的在职职工1487．48万人，其中：城镇单位在岗职工954．44万人，私营企业职工533．04万人；(2)城镇个体经营户中的雇工362．34万人；(3)仍与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下岗、内退人员19．13万人。

第二部分

广东省职工队伍的分布及发展变化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广东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公有制格局，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同时，随着城乡二元格局的打破，阻碍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初步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全省的城乡劳动力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开始在不同所有制、产业和经济区域下重新分配。近几年来，我省职工队伍的分布变化情况是：

一、职工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地区．且增长迅速

广东省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湛江、茂名6市，占50．5％。从2002年到2006年，珠三角地区各市从业人员增长迅速，所占比重不断加大。其中，东莞市从104万增加到427万，增长310．4％，所占比重从2．5％增加到8．1％；深圳市从：359万增加到647万，增长80．2％，所占比重从8．7％增加到12．3％；佛山市从205万增加到350万，增长70．5％，所占比重从5％增加到6．7％；中山市从131万增加到193万，增长47．0％，所占比重从3．2％增加到3．7％。这充分体现了珠三角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劳动待遇提高对就业的吸引作用。与此同时，河源、汕头、云浮、汕尾等市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输出等原因，从业人员数量比2002年有所减少。(见表1)

二、制造业从业人员规模跃居各行业首位

从2002年到2006年，广东制造业从业人员增长迅速，由1021万增加到1780万，增加了759万，增长74．3％，超过农、林、牧、渔业，跃居广东国民经济各行业的首位。农、林、牧、渔业比较稳定，仅增长1．4％，有从业人员1594万．位居第二。批发和零售业从业人员604万，位居第三。从各行业的增长率来看，采掘业从5．6万增加到15．4万，增长了176．5％；建筑业从157万增加到216万，增长了37．8％；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从19．2万增加到25．8万，增长了34．7％；房地产业从38．5万增加到50．1万，增长了30．1％。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从业人员规模则出现了下降，降幅分别达13．9％和8％。(见表2)

三、从业人员产业分布逐步优化

随着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人员流向也不断优化。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并超过了第一产业。2006年末，全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1594万人、2037万人和1618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30．4％、38．8％、30．8％。其中，第一、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比2002年下降7．7％、2．％，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比2002年上升9．7％。这表明，广东长期以来就业结构偏离于经济结构的状况已发生质的改变，从业人员就业构成初步形成了二、三、一格局。但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下降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见表3)

四、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成为职工就业的主渠道

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力度加大，国有和集体单位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非公有制经济环境继续改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就业渠道和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末，广东国有企业职工384．78万人，集体企业职工67．25万人，其他类型企业职工502．41万人，私营、个体及其他从业人员914．54万人。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港澳台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新增就业人数占全省新增就业总量的94．0％。从2002年到2006年不同经济类型单位职工的增长率看，国有企业职工减少了5．7％，集体企业职工减少了30．9％，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增长了7 4．8％，其中私营、个体及其他从业人员增长了110．1％。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数增多并超过公有制企业职工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广东省职工队伍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

第三部分：

广东省职工队伍五年间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职工队伍不同群体结构及发展变化特点

职工总体由不同群体所构成，各个群体在数量和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社会地位、群体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群体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为了进一步分析职工队伍中不同群体的结构及特点，特别对职工队伍中的四大群体，即工人(包括农民工)、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公务员进行重点分析。本文利用2002年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和2007年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广东省的数据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将两次调查分别简称为“2002年调查”和“2007年调查”。

(一)工人群体。

工人，是指凭借体力和操作性技能，在用人单位直接操作机械和工具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以及从事有型产品或商品的交易、交换和提供劳务服务的所有工薪人员。在职业分类中，包括商业营销人员、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283页)在2002年调查中，广东省符合该定义的有效样本515个，其中只有15个农业户口样本，占2．8%；2007年调查中，广东省符合该定义的有效样本1255个，其中非农业户口样本563个，农业户口样本692个。农业户口工人样本所构成的群体，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

1、5年间，非农业户口工人群体在性别构成、年龄分布及健康状况等指标上变化甚微，农民工群体则显得生机勃勃、不断发展。

5年间，非农业户口工人群体的自然特征变化不大，他们的平均年龄、工龄略有下降，女性工人所占比例略有上升，但是，他们还是年龄偏大，工龄偏长，其中工龄在5年及以下的只占6．4％，工龄分布的峰值出现在20到30年(占36．6％)，说明这个群体已经呈现出逐步萎缩的趋势。而农民工年轻，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比非农工人少了11岁，工龄分布的峰值出现在5年及以下层次(占38-3％)，身体状况比城镇工人更好，女性在不断增加。这是一个生气蓬勃、不断发展的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和非农业户口工人同等重要的作用。

2、5年问，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有提升，农民工与非农业户口工人的文化素质差距不是很明显，工人群体的文化素质、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总体不高。

2002年调查中，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2年，他们中66．1％的人5年问没有接受过单位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而自费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也只有22．7％。2007年调查的非农业户口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64年，他们中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58．4％；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95年，他们中参加过技能培训的占64-3％。非农户口工人在5年问受教育年限平均增加了0．72年，他们的文化程度最集中的是高中(职高)。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和非农户口工人仅仅相差0．69年，他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接受了初中以上的教育，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比非农户口工人更高，认为自己的职业技能能满足目前工作需要的占82．5％。相对而言，他们是农村中的精英，把务工当成比务农更好的出路，而且乐于学习新的技术技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与2002年相比，工人的技术等级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中级技工比例有微弱的上升，初、高级技工和工人技师的比例反而下降。农民工中初级技工占的比例较大，但是中级技工以上的比例低于非农户口工人。这种技术结构使广东缺少大量的较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拥有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工人分别为11．4％、4．1％和0_3％，在农民工中这个比例还要更低一些。(见表4)与职工总体相比，工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和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比例都是比较低的。

3、5年间，工人群体中党员比例下降，农民工中党员比例更低，信仰宗教比例有所上升。

2007年调查的非农户口工人中，党员比例11．9％，比2002年下降了3．2％，农民工中党员比例更是低得多，只有5．6％。在职工总体中，工人群体拥有党员身份所代表政治资源的比例也是最低的。

大部分工人不信仰任何宗教，但在过去5年间，非农户口工人中信仰宗教的比例有所上升，由2002年的13．7％上升到07年的2112％，而农民工中信仰宗教的只占16．2％。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马列主义无神论的影响在工人群体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4、5年间，非农户口工人工资收入变化不大，特别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有所降低；农民工收入和非农户口工人基本持平，但非农户口工人对今后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太乐观，而农民工对此比较有信心。从调查数据看，5年间，非农户口工人的收入甚至是有所下降，2002年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243．3元，2007年非农户口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221．39元，比非农户口职工总体月平均收入1627．58元低了约400元。而农民工收入上升较快，他们目前的月平均工资为1345．26元，甚至略高于非农户口工人。

2007年非农户口工人群体认为今后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机会很多和较多的比例比城市职工总体低了8．8％，他们对目前社会地位变化的评价较低，对未来5年社会地位变化更加缺乏信心。而农民工正好相反，他们中有50．7％的人认为今后有很多和较多的机会改善自己生活和工作条件，对自己过去5年社会地位的改善比较肯定，对未来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较大的信心。这是因为农村人口成为农民工是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特别是随着国家出台各种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打击欠薪和违法用工的力度，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近几年间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农民工认为，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的政策给农民工带来的实惠是拖欠工资的少了，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好了，这大大提高了农民工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信心。

2007年调查的非农户口工人中，有40％的人曾经有过下岗(失业)的经历，他们目前的平均年龄是41．5岁，平均工龄是22．45年。这些下岗(失业)的人中有54．9％过了一年以上才实现再就业，56．2％的人目前就业于私营(民营)、个体企业中。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036．88元。他们从一级劳动力市场下降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处于和农民工同等的竞争地位，但是他们不具有农民工年轻的优势，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实际上是大大下降了。

5、非农户口工人群体对工作稳定性、企业的认同感、劳动积极性和工作创造性的发挥程度都低于农民工。

2007年调查的非农户口工人中，472％认为目前的工作比较稳定和很稳定；认为单位的经济效益增长了，个人的工资收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或改善的分别为38．7％、36．8％和31．3％，而认为随着单位经济效益增长，工资、福利、社会保障没有改善及反而下降的分别为38．9％、41．2％及44％，在这部分工人看来，单位的发展和自己的状况改善是不相关的。农民工中，66_3％的人认为目前工作比较或者很稳定，认为单位经济效益增长，自己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有所提高和改善的分别达到58．2％、51．6％和48．1％，远远高出非农户口工人的比例。非农户口工人中，劳动积极性得到充分和比较充分发挥的占42．4％，创造性在工作中得到充分或比较充分发挥的占27_3％。在农民工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3．4％和29．7％。农民工更多地关注和认同企业的发展，在劳动生产中更好地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必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

(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

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是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18页)。在2002年调查中，广东省符合该定义的有效样本351个；2007年调查中，广东省符合该定义的有效样本464个。

1、五年间，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在户籍、性别及年龄构成等指标有较大变化，农业户口的专业技术人员正慢慢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调查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本地非农户口占99．1％，外地非农户口占0．9％。而2007年调查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非农户口占72．2％，农业户口占26．8％，农业户口的专业技术人员正慢慢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的调查中，男性专业技术人员占453％，女性占54．7％。2007年调查的非农业户口专业技术人员中，性别比变化不大，是50．6：49．4，男性略超女性，但是农业户口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女的性别比达到70．2：29．8，即大部分农业户口的专业技术人员是男性。

2002年调查的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年龄是39．04岁，平均工龄18．83年。2007年调查的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年龄是36．02岁，平均工龄15．79年，年龄相对减少了3．02岁，工龄也相对减少3．04年。其中，非农户口的平均年龄是38．03岁，平均工龄17．85年，农业户口的平均年龄为30．47岁，平均工龄10．15年。如果只是非农业户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比较，5年间，他们的年龄结构略为年轻，工龄结构略为降低，但变化不是很明显。正是因为来自农村的年轻专业技术人员的加入，使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工龄结构大为改观。

随着专业技术人员的年轻化，未婚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8．6％提高到2007年的23．5％。就民族结构而言，绝大多数是汉族人。超过50％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2、5年间，专业技术人员的受教育水平略为提高。

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2002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3年，2007年为13．9年，5年间提高了0．6年。非农户口专业技术人员的受教育年限是14．12年，农业户口专业技术人员的受教育年限是13．43年，两者之差只为0．69年。将年龄、工龄和受教育年限3个指标统一起来考虑，可以推论出，农业户口的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是在走出学校之后就务工，并成为技术人员，他们不是我们传统意义说上的农民工。因此，不将这部分职工放到农民工群体中分析。

专业技术人员中，近95％的人认为自己的职业技能能够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但他们还是乐于参加各种技术技能和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参加过培训的约占80％，左右。5年间他们的专业技术职称结构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总体上是农业户口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比例略为低些。(见表5)

3、5年间，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下降，农业户口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更低，信仰宗教的比例上升。

从数据中知道，2002年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35．6％，到2007年，这个比例下降为21．6％，其中非农户口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还有26．8％，农村户籍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只有7.3％。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技术人员中，党员的比例是25％到30％，而在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9．2％和9．7％。随着改革改制的推进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党员身份在职工中的政治意义不断弱化。同时，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比例从2002年的90．8％下降到2007年的80％。

4、5年间，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收入变动不大，但是对收入的满意度降低。

2002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月工资收入是1788．18元，2007年，他们的平均月工资是1848．19元，5年间增长并不大。其中，无职称者平均月收入为1691．03元，初级职称者平均月收入为1714．77元，中级职称者平均月收入为1979．73元，高级职称者平均月收人为2411．04元，职称和收入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他们中有45．7％的人对目前自己的工资收人水平感到不满意，比2002年增加了1．6％；46．4％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在所在城市处在中等水平及以上，比2002年下降了14．7％。(见表6)

5、专业技术人员对工作稳定性的看法、企业的认同感、劳动积极性和工作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均高于工人群体。

2007年调查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只有17．7％有过下岗(失业)的经历，68．6％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是很稳定和比较稳定的，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和比较充分发挥的占54．5％，他们的创造性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和比较充分发挥的比例是42．5％，都远远高于工人群体的水平。他们中，认同单位经济效益增长了工资收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也有所提高的比例分别为50．9％、51．9％和46．1％，认为反而下降的分别只占3．2％、3．0％和1．5％，他们对单位发展的认同感也比工人群体强了很多。

(三)企事业管理人员群体。

企事业管理人员是指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经营管理劳动的各级管理人员。2002年调查将企业管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以及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归人企事业管理人员群体，有效样本367个。2007年调查则将企事业单位的一般、中层、高层管理人员及负责人归入这个群体中，有效样本692个。   

1、管理人员中性别结构变化不大，女性多处于较低的管理层；农业户口管理人员较多分布在外商及台港澳投资企业，他们更为年轻、升迁速度更快。

2002年调查的管理人员中，男性占52．8％，女性占47．2％，2007年调查的管理人员中男性占51．7％，女性占48．3％，性别结构变化不大。两性在不同管理层次的分布上有一定的差距，女性在一般管理人员中的比例较高，在高层管理人员或负责人中所占的比例较低。

户籍对不同层级管理人员分布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不同户籍管理人员在不同性质企业中的分布有所区别。非农户口管理人员较多是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农业户口管理人员较多是在外商及台港澳企业，他们在私营(民营)及个体企业的比例大体持平。(见表7)

2、5年间，管理人员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提高，职业技能基本能满足工作需要；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文化程度的差别不明显，但非农业户口管理人员受教育年限高于农业户口管理人员。

2002年调查的管理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2．94年，2007年管理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3．51年，其中非农户口管理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07年，农业户口管理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78年。而一般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或负责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为13．41年、13．64年和14．5年。管理人员中目前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占23．8％，有中级技术职称的占20．2％，高级技术职称占4．5％。2007年调查的管理人员中，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73％，他们最希望参加的培训是技术技能培训(占33．7％)和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占21．2%)。他们中认为自己目前职业技能能满足或者基本满足目前工作需要的占90．9％。

3、管理人员中，党员比例下降较大，且主要分布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管理人员中党员比例较低。

2002年调查的管理人员中，党员占53．6％。2007年调查的管理人员中，党员比例下降为26．7％，其中，非农户口管理人员中党员比例为40．6％，而农业户口管理人员中党员比例只有9-3％。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中，党员比例最高，达到52％，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中党员的比例只有8．1％。而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87．8％下降到80．2％。(见表8)

4、5年间管理人员收入的增幅不大，他们对自己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满意度降低，但对未来生活的改善比较有信心。

2002年管理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1994．83元，高于_丁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2007年管理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2023．9元，仅仅增加了29元。非农户口管理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2111．08元，农业户口管理人员的月均收入为1921．69元，两者差距是189．39元。考虑到两者之间存在7．6年的工龄差距和1．29年的受教育年限差距，这个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其中，一般管理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1826．58元，中层管理人员的月平均收入是2：395．75元，而高层管理人员或负责人的月平均收入是：3532．14元。

2002年，管理人员中认为自己收入水平在所在市属于中等及以上的有57．2％，对当时收入水平感到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有21．3％。2007年，管理人员认为自己收入水平在所在市属于中等及以上的有57．7％，但是对自己的收入水平感到比较满意和满意的只有17．3％。和5年前相比，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和有很大提高的占61．7％，他们对目前的社会地位感到满意的占38．1％。他们对未来5年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比较乐观，约一半的人认为会有所提高，甚至是会有很大提高，同样也有一半(50．1％)的人认为今后会有很多或者较多的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5、管理人员的单位的认同感比专业技术人员更为强烈，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创造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2007年调查的管理人员中，18．8％的人有过下岗(失业)的经历，69．7％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是稳定的，53．7％的人对目前从事的工作很满意和比较满意。59．4％的人能够在工作中发挥劳动积极性，41．2％的人也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他们中认同单位经济效益增长了工资收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也有所提高的比例分别为55．9％、55．1％和50．4％，认为反而下降的分别只占2．2％、2．9％和1．4％，

(四)公务员群体。

公务员是指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从事管理劳动的各级干部，他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2002年调查将机关、团体从业人员的职业分为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单位负责人，在本分析中，将其中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单位负责人归人公务员群体，符合这个条件的有效样本148个。2007年调查专门没置“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的选项，有效样本181个。进入公务员系统的职工全部都是非农户口。

l、5年间，公务员群体年龄、性别、民族等指标变化很小，是四个群体中变化最小的一个，但拥有本科学历的公务员比例大幅上升。

因为调查取样的关系，2002年的数据中，男性公务员占47．2％，女性公务员占52．8％，但是，男性公务员中，单位负责人占22．9％，而女性公务员中单位负责人才占10．3％。公务员的平均年龄39．86岁，平均工龄19．06年。其中男性公务员平均年龄42．30年，平均工龄21．09年，女性公务员平均年龄37．68岁，平均工龄17．24年。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8．57岁，单位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为46．67岁。100％为汉族，6．4％的人未婚。

2007年调查的公务员中，男性占69．6％，女性占30．4％。在办事员、科员等级，男性占61．7％，女性占38．3％；科级的公务员中，男性占82％，女性占18％；被调查的5名处级公务员都是男性。他们的平均年龄39．85岁，平均工龄19．41年，其中，男性的平均年龄40．81岁，女性平均年龄37．64岁。他们中99．4％是汉族，只有11．6％的人未婚。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4．85年，与2002年相差只有0．81年，但其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公务员占35．9％，上升了20％。

2、公务员是党员比例最大的群休，也是不信仰宗教比例最大的群体。

公务员群体是两次调查中，党员比例提高的唯一群体，由2002年党员的71．1％提高到2007年的77．3％，提高了6．2％。公务员也是各群体中党员比例最大、不信仰任何宗教比例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在意识形态上是最为统一的。

3、公务员群体在各群体中工作稳定性最强，工资提升幅度最大，对工作的满意度最高。

5年问，公务员的月平均工资增长了319_81元，在各群体工资的增幅中是较大的。公务员认为自己工资收入水平在所在城市处于中等以上档次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见表9)。他们中24．：3％的人对自己现在的工资收入水平感到满意，55．2％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40．9％的人认为未来5年社会地位还会提高，92．3％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工作是稳定的，68％的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满意；58．6％的人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性，40．9%的人的创造性能在工作中得到充分发挥。

二、职工队伍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

随着广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职工队伍总量将进一步壮大，职工流动规模将进一步加大，流动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流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在“十一五”期间，我省从业人数仍将增加约800万人，由2006年的5250．09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5823万人。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上的分配更加合理，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将减少约150万人，第二产业增加约410万人，第三产业增加约540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就业的主渠道，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职工将成为职工队伍的主体。

(一)农民工成为广东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农业从业人员继续向非农产业流动，农民工成为广东省职工队伍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广东的农民工群体具有六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庞大。二是从事工作领域相对集中。男性多集中在运输、建筑、机械、冶金、纺织、建材等重体力行业，工种岗位大多为一些苦、脏、累、险岗位；女性多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家政业等行业。三是流动性大。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期望值比较高，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都有自己的考虑，一旦工作与自己的期望不一致或用工单位不能满足要求时他们就会选择跳槽。四是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已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五是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已经接近城镇工人的平均水平。六是工资收入增长较快，对未来生活更为乐观。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的重视，农民工各方而

权益得到了保障。目前广东农民工收入水平与非农户口工人不相上下，对未来工作生的改善和社会地位变化的信心也比非农户口工人大。广东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人数在全国最高。七是在思想状况、自身发展理念和自我价值实现、生活娱乐方式等方面突出表现为“六个更强烈”：务工发展和改变命运的愿望更加强烈；身心健康与生活安全的要求更加强烈；被尊重和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参与城市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强烈；追求文化精神生活的愿望更强烈；群体依赖与互助愿望更强烈。

(二)劳务工和非正式用工成为广东职工队伍的新群体，其合法权益易受侵犯。

近年来，非正式用工和劳务工已经成为广东职工队伍中的新群体。截至2006年末，仅广州市登记从事劳务派遣业务的企业有55家，接受派遣用工的单位807家，共派遣员工9．5万人，加上省属企业、人才交流企业和没注册的黑企业，估计全广州有劳务工20万人左右。劳务公司普遍实行按需定招，应聘人员与劳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到用工单位工作，工资由用工单位确定，社会保险在劳务公司注册地参加。劳务派遣工日益盛行的原因在于：一是可以突破定编指标限制，根据需要灵活用工；二是减轻企业管理负担，集中精力投入生产管理，同时发挥人力资源专业人员作用，实现劳动力管理专业化、规范化；三是降低用工成本，利用企业缴费基数差异、地区工资和社保水平差异，少交社保费，避免承担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等直接责任。因此，与企业正式员工相比，劳务工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差、社会保障标准低的现象，他们的合法权益仅靠用工企业监管，得不到保障。

同时，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非全日制正式用工也将逐步增加，对这一新群体的管理也将日益规范。据初步调查统计，目前广东省采取非全日制形式就业的从业人员至少有2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以农民工和早期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群体为主，并呈现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强度大、劳动保护及福利待遇差以及工资收入低的特点。

(三)知识技能型职工崛起，但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仍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

伴随着高科技、支柱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广东的信息、生物、汽车、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业等产业迅速崛起，传统产业职工逐步向高科技、支柱和新兴产业流动，职工的总体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三高”(素质高、学历高、收入高)人群在职工队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代表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以深圳市的调查为例，2006年该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0．76万人，其中具有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31．50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2．1％和3_3％。但是，职工队伍素质的提升还未能满足产业升级的要求。在2007年调查的职工中，初中以下学历占25．6％，高中(职高)以下高达55．3％；80％，被调查的职工无技术等级，10．5％是初级技工，7．5％是中级技工，具有高级技工以上技术等级的只占2．0％；65．6％被调查的职工无职称，18．4％是初级职称，13．5％是中级职称，只有2．5％是高级职称。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影响了广东部分产业的转移，致使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

(四)职工队伍组织化程度不高，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率、党员比例不高。

在职工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职工组织化程度仍比较薄弱。除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会组建率和职工人会率仍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工作的职工中，只有25．9％的职工所在单位建立了工会组织，还有68．5％的职工不是会员；在外商(台港澳)企业工作的职工中，也只有44．9％的职工所在单位建立了工会组织，尚有73．1％的职工不是工会会员(见表10)。

党在普通职工中的影响力和向心力有所下降，职工信仰宗教的比例上升。除了公务员群体之外，其他几个群体中的党员比例在这5年问都下降了，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中党员所占的比例普遍较低(见表11)。但信仰宗教的职工比例在不同群体中都呈上升趋势。

第四部分：

广东职工队伍发展变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要建设包括“社会更加和谐”在内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减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走在全国前面。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没、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广东职工队伍发展变化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职工群体对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成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加快构建和谐广东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职工劳动经济利益(生存需要)的基本实现，职工特别是普通职工必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要，他们渴望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劳动，渴望归属于一个群体，其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不愿意被动接受管理者高高在上的任意驱使。职工普遍要求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分享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成果；希望能有更为畅通的渠道表达意见和政治诉求，参与企业和国家的民主管理，虽然对多数普通职工来说，这种政治参与意识尚处于模糊、混乱状态，但参与愿望和热情正在不断强化，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要求会愈来愈强烈。

在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职工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趋于理性。一是阶层分化初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职工对于各种社会变动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他们对自身权益受损的解决方式普遍首选依法维权的途径。二是职工迫切希望分享改革开放和企业发展成果的强烈愿望，成为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社会基础。本次调查显示，23．8％的职工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合民心、顺民意”，23．3％的职工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15．1％的职工认为

“实现‘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要靠广大劳动群众的努力”。在本次调查中，职工认为，要调动职工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社会的积极性需解决的第一要务是“提高_厂人工资”(28．3％)，“提高对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是第二要务(21．9％)，“保障工人就业岗位”是第三要务(21．7％)。广大职工的这些诉求将促使政府部门高度关注职工的需求，从而成为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三是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民主意识、实践民主管理的一个重要课堂：决策的科学化、信息管理的公开化，使平等、公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劳资关系环境的锻炼，使“契约”工人较之以前更加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并逐步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变化，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人参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能力，也对政治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调查显示，71_8％的职工表示愿意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选举，68．6％的职]二参加过本单位选举职工(代表)大会的投票。广大职工日趋理性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必将形成一股洪流，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双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进而推动和谐广东建设。

二、职工队伍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产生引发劳资纠纷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由于职工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供大于求，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进入本世纪以来，失业困难职工大量增加，成为城市中一个新的贫困阶层，贫困问题从过去的区域性贫困向阶层性贫困的转变。广东省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本次调查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占被访者的54．9％，人均月收入在500以下的占被访者的15．4％。经济贫困的职工群体，同样处于“权利贫困”的境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乃至个别实行所谓现代管理方式和民营化了的公有制企业中，资本所有者任意延长劳动时间、随意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侵犯工人的合法权利乃至对工人实施人身伤害、限制工人人身自由、阻碍工人组织工会等现象已屡见不鲜。很多企业把职工工资标准压在最低工资线上，职工工资长期低水平徘徊。另外由于工资指导线本身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工人职业技能资格也未与工资挂钩，工资收入因涉及个人隐私而不透明，使工人无法依法投诉维权。这使得劳资纠纷问题日趋突出，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发性群体事件增多。有的地疗已从一般的纠纷演变成激烈的“罢工”事件，甚至出现有计划、有组织地冲击政府、阻塞交通的恶性事件，有的劳资冲突还酿成了恶性案件，严重影响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如果不能及时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和规定，维护弱势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最后将完全突破市场经济本质的内在要求运行规则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造成数量更大的贫困职工人群，引发更多的劳资纠纷，造成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三、不同群体职工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变化。群体利益和群体边界更加明晰，群体特征更加明显，群体间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凸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阶层重组和社会流动使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在经济利益方面，流向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普遍比留在公有制领域的受益多，流向城市的普遍比留在农村的受益多，流向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普遍比留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受益多。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使不同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职工收入的增长幅度不一，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各群体在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他们的利益诉求差别越来越明显，各群体的特征也会越来越突出，彼此间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各类专家、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等智力劳动者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会越来越高。一部分传统产业工人将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资格认证。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成为未来产业工人的主体，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而普通职工群体，包括大部分的农民工和失业职工，由于就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其劳动经济权益保障仍将继续面临诸多问题，部分职工仍是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拉大，群体意识的强化，可能导致一些职工整体意识、大局意识、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弱化，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减弱。同时，由于利益差异带来的不满与对立情绪，容易造成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干群之间、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之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如果缺乏深度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势必影响职工队伍的团结统一：一方面，各种自发的协会、老乡会、互助会等民间组织将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会给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职工队伍提供借口，进而影响职工队伍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第五部分

对策和建议

一、从源头上强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的真正落实

要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竭诚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观点、干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指导方针的意识。建议把党的工人阶级理论和涉及职工利益的法律法规知识列为各级党校的必修课程之一，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培训的内容，避免某些党政领导产生只重视发展经济而忽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错误观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二、从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关注和关怀农民工和城镇低收入职工群体

农民工现象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传统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与市场经济发展、统一劳动力市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冲突的产物。近年来，政府从立法、执法等方面多管齐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使农民工问题已经有了较大改善，他们的经济权益已经和城镇职工看齐，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甚至超过城镇户口的工人。城镇户口低收入的工人群体数量大且有增长趋势，其生活成本远远高过农民工。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同样处于社会底层，且没有任何退路，极容易沦为城镇贫困阶层，少数职工生活甚至呈现绝对贫困化，境遇凄惨。这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将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该针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将城镇贫困职工和农民工作为工人群体统筹考虑，一同纳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在承认农民工群体性、特殊性、过渡性等特色的同时，制订近、中、长期应对之策，迅速完善相关法规，赋予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手段与有效途径，维护好农民工的劳动经济权益；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实现土地承包权与市民身份的置换，确保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平等融人城市或者返回乡村、公平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平等参与民主政治，以及在精神文化方面与流入地居民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尽快建立和完善包括基本生活、养老、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解决城镇贫困职工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要正视职工队伍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建立健全更为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处理其矛盾和冲突，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职工队伍各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存在的问题，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其他层面，光靠政府来解决，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政府要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快建立一种更加民主化、科学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协调作用，一是要辩证地看待和把握社会组织的发展，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必过度限制和束缚，坚持培育、监管并举，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促进民主化、科学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关系，发动社会组织在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构成双向运作的管理机制。三是要特别注意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发挥其在就业再就业、培训、扶贫助困等方面的优势，纳入到有关部门的工作视野中。四是要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公益服务、行业自律、中介服务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构建城乡统一的就业培训政策体系，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制定城乡统一的系统规范的就业、培训政策，包括培训对象、内容、机构、考核、监管等等。具体地说，一是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合理规定和各种收费；二是搭建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为准备外出就业的农民和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三是加强就业服务市场监管。四是加强对新生劳动力、失业职工和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充分发挥社会培训力量的作用，强化就业培训效果．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课题组负责人：陈宗文

组   长：薛湘衡 谢岩梅

成   员：沈寒英 陈慧玲 陈灶和 汕头市总、清远市总有关人员

执   笔．谢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