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非稳定性意向研究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工人会处在非稳定性意向之中，通过调查研究，可从五个类别来把握工人非稳定性意向，即通过五个类别指数的计算，可得出工人非稳定性意向的临界区间，处在这临界区间的工人如果受到传言、某种仪式(如集会)或某种政策执行日或纪念日的影响，极容易产生不稳定的行动，如怠工、静坐、游行等。工人非稳定性的意向的五个类别指数分别是：

一、经济学指数——工人岗位的地缘分析

0．4锈带区域工人——第二产业转型的区域(如东三省)

0．3禀赋区域工人——资源优势、制度优势、物流优势 

0．2温带区域工人——烟台至北海沿海120公里左右

0.1湿地区域工人——具有流域文明、井沿文明特征

现代化进程表明：第二产业的地区若转型不顺利，就会形成锈带区域，这个区域的工人往往处于非稳定性意向之中，如美国的匹兹堡、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这类区域在转型过程中的非稳定性意向指数高，为0．4，而禀赋区域工人如果出现资源、制度和物流优势的丧失就会出现非稳定性意向，为0．3。温带区域是外向型、加工型密集区域，若有订单下降和出口受阻的情况，往往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2。湿地区域若出现自然环境恶化则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0．1。

二、发生学指数——劳动者初次和工人岗位发生关系并工作三年以上，产生首因效应，对工人的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

0.4国营工厂工人——政府配置劳动资源(身份意识)

0．3集体工厂工人——地方的组织配置劳动资源(归属意识)

O．2跨国公司工人——国际资本雇佣劳动(回报意识)

0．1乡镇工业工人——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雇佣劳动(对比意识)

国营工厂工人长期以来收入不高，但身份的社会评价较高，如果出现身份在社会评价中下降就会产生非稳定性意向，其指数为0．4。

集体工厂工人追求的是未来的归属，如社会保障，如果社会保障这些指标不能实现，他们就成为非稳定性意向的群体，指数为O．3。

跨国公司工人，受国际资本雇佣，追求回报率，如果回报率不能满意，则会选择离开或表达不满，非稳定性指数为0．2。

乡镇工业工人往往处在对比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之中，容易稳定，但对比之下收人并不满意，也会有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1。

三、政治学指数——也称之为弗里德曼指数。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要在不同利益群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均衡，必须要从制度上进行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对工人行动产生影响，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四个方面：

0．4国家安全——领土安全、经济安全

0．3司法公正——宪政理念

0．2经济调控——均衡意识

0．1保护不能自我保护的群体——树立最弱势群众的地位提高是正义的标志意识

国家安全包括领土安全、经济安全(如需避免金融风险、银行挤兑)，如果有此类不安全因素存在必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4。

宪政理念包括规范政府的行为，如果出现政府对公民的侵犯的行为，如滥征土地、不合理拆迁等，就会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3。

经济调控主要是对收入的均衡。如果把经营者、公务员和普通工人收入作一对比，则有如下两个公式：

A、经营者和公务员的收入之差除2带来的是腐败能量。例：经营者年收入40万，公务员年收入6万，两者之差为34万，除以2为17万。这17万就会成为经营者的公关费用，用来对跟自己经营有关的关键公务员进行公关，极易导致腐败，腐败毫无疑问带来非稳定性意向。

B、公务员和普通工人的收入之差除以2，带来的是混乱空间，例：公务员年收入为6万，普通工人年收入2万，二者之差为4万，除以2为2万，这2万成为普通工人追求的目标，如达不到则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此指数为O．2。

同样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树立最弱势群体的地位提高是正义的标志意识，则会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1。

四、社会学指数——优越感

O．4经济优越感——恩格尔系数和购买力平价的计算

0．3组织优越感——具有一定的管事、管人的权利

O．2信息优越感——优先获得信息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

0-1区位优越感——所处的地区和部门有较高的社会评价

此类优越感具刚性倾斜性，若下降或丧失极易表现为非稳定性意向。

五、心理学指数——工人满意程度分析也称为亨廷顿指数

0．3期望值和生活水平之比，产生差距感

0．3差距感和社会流动之比，产生参与意识

0．3参与意识和制度安排之比，产生非稳定性意向

社会要发展必须调动工人的期望值，而期望值又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不同步产生对比，这种对比产生差距感，如：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企业差距和家庭差距。这种差距引发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3。

但是人的社会流动是通畅的话，这种差距感就会抑制。如落后地区可以向富裕地区流动，农村向城镇流动，效益差的企业可以向效益好的企业流动，贫困的家庭可以通过高考、参军等方式流动。如果社会流动不能如意，就会产生参与意识，如果不能参与则会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也为0．3。

但参与的实现又和制度化形成对比，如果没有制度化又会产生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为0．3。

上述五个类别的指数O．4、0．3、O．2、0．1的排列是权重的考虑。统计原则是：经济学指数和发生学指数的数据具有排他性，不能类内叠加；而政治学指数和社会学指数可类内叠加。如一个人的优越感丧失可能是经济优越感0．4、组织优越感0．3和信息优越感0．2三者的的丧失，三项叠加为0．9。而心理学指数的数据具有递进性，后一项的实现就消除前一项对比后产生的数据。如社会流动的实现就自然消除了差距感所带来的不稳定意向的指数。

上述五个类别的指数根据统计原则所得出的数据再累加，可得出非稳定性意向指数：一般说来，累加后的数据在1．4—1．6区间为预警指数；1．7—2．0区间为临界指数，若受到传言、仪式(如集会)和政策执行日或纪念日的到来，容易形成导火索，导致工人非稳定的行动。例：原东北老工业区国营工厂的车间工人张师傅，工作18年，工厂倒闭，已下岗，张师傅认为下岗是腐败的原因，社会对他不公平，张师傅又没有去南方打工。对应上述五类指数，张师傅的非稳定性意向的指数是：从经济学的指数上看，属于锈带区域O．4；从发生学指数看，属国营工厂工人0．4；从政治学上来看，对政府均衡措施不满0．2和弱势群体感受O．1；从心理学上看，属第一对比项为0．3；从社会学上看，张师傅没有经济优越感，为0．4。上述几项累加为1.8,处于非稳定性意向临界区间。若有导火索就极易产生非稳定的行动。

(作者单位：省总工会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