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的“停工失范”？

最近，珠三角地区时常发生劳资纠纷和劳资矛盾，许多工厂企业出现工人停工事件，从事件的原因来看，大部份是工人合理诉求，也有一少部份是无理或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鼓动不明事由的工人在追求不合法利益，给当地政府和社会带来不稳定。中山大学劳动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鸿认为，对这一“停工失范”现象是绕不过去的，必须直面并加以解决。

所谓“停工失范”，孔祥鸿认为，客观上、实际上职工已经在行使停工的权利，而职工这种权利目前在我国法律里仍处于空白状态，就是法律并没有禁止职工停工。就个人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可以行使权利；就公权而言，则法无授权就不能做。我们的法律并没有禁止职工的停工权，所以职工行使停工权并不违法。但是法律又没有对它进行规范，这就叫“停工失范”。

当前，有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停工失范”这一现象，有自己的看法，总认为是工人们在无理取闹，处理“停工失范”这一问题上往往是采取高压手段，甚至动用国家机器，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工会又夹在中间，一方面要接受政府维稳的指令，一方面又要直面面对职工的合理诉求，做大量的沟通协商工作。对不合理诉求，还要做职工群众的解析工作，常常两边不讨好，里外不是。

如何看待当前的“停工失范”，我认为政府和工会都应当理性去思考，共同采取一个法理性的行为去处理这一现象。

一、“停工失范”是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过程中不可绕越的问题

据相关资料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前期，面临的主要是土地矛盾，工业发展，城市化过程对土地需求量增大，由拆迁而产生的矛盾比较多；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以后，土地矛盾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而劳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民自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加上新生一代异地务工人员有着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而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又没有一个很好的配套机制，只能是采取消防队的形式，哪里出现问题，就赶到哪里去灭火。

就国际视界来看，日本、韩国和欧美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劳资纠纷曾经风靡一时。如在50至60年代时期，日本和韩国劳工组织的一年两斗（春斗和秋斗），大量的产业工人罢工、上街游行，要求立法、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产条件等；英、法、美等国家的产业工人，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福利，通过罢工不断向政府和企业施压。如今，随着，政府立法的不断完善，国家劳工标准的规范，企业与工人的不断协商，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劳资纠纷不在是盛行。日本、韩国和欧美对待和处理劳资矛盾、劳资纠纷的过程，值得我们去借鉴。

二、政府要归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里说的市场，是指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准则的经济活动方式，即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而由价值决定的价格，是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在市场自愿交换中发现和形成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本质要求，是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和贯彻价值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企业的劳动关系是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都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劳资矛盾、劳资纠纷，政府不应该充当企业代言人，或者偏袒某一方。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一方面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导致政府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事务包揽过多，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不仅影响社会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也导致政府成为这些方面矛盾的焦点。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放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真正转变职能，把重点转到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而且有利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根源。《决定》提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发生劳资纠纷、劳资矛盾，政府作为监管者，首先应当是督促企业与工会（工人代表者）进行依法协商。同时，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公平公正公开处理好劳资纠纷、劳资矛盾。如果法律不够健全完善，就应当组织相关的学者、企业、工人代表、人大代表等讨论相关立法问题，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处置好劳资矛盾、劳资纠纷。香港以及欧美等国家，政府在对待劳资矛盾、劳资纠纷的问题上，是处于依法监管者，而不是企业的代言人，也不是工人的代言人。政府督促企业与劳工依法处置好劳资矛盾、劳资纠纷，并组织社会力量作为第三方调解人，帮助劳资双方依法协商，直至达成一定的协议。对于任何一方，做出违害社会、侵害工人权益的行为，将依法给予处置。政府不能再过多地包揽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政府应当及时地归位。

三、工会要回位

工会组织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是伴随着劳资矛盾、劳资纠纷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组织。工会的天然职能就是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工资福利、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的依法协商谈判。

中国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初和改革开放时期，组织和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于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十六大致祝词时提出，各级工会“充分发挥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作用，发挥了职工利益代表维护者的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面临社会的改革转型过程中，工会组织自身的不适应性不断地突显出来，脱离职工群众，不了解职工群众，不善于做职工群众工作，成为工会发展最大的危险。从上至下，工会包揽的事情太多，围绕四项职能，全面开花，没有分清那个是主业。在“哪里有职工哪里就要建工会”类似行政口号召唤下，大量的工会组织不断地成倍增大，大量的工会会员不断地成倍地增长。组织增多了、会员增多了，工会组织从自身架构、工作方法如何适应变化，由上到下，思考不多，甚至不愿意探索。广东工会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劳资矛盾、劳资纠纷明显增多，进行了一些有益地探索和思考，比如，在组织架构上，在加强省、市、区（县）上三级工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乡镇（街道）、村（社区）、企业下三级工会。同时，以县域为主，不断探索小型行业工会、工联会。在工作方法上，探索了以上代下，以区域牵动行业，以行业带动个体等多种工作方法。

对最近珠三角地区发生的一些劳资矛盾、劳资纠纷和“停工失范”事件进行深刻分析，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下滑萎缩，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困难，企业出现撤并、转移；二是企业资金回拢受阻，出现拖欠工人工资、自行降低工人薪金、福利现象；三是个别无良业主，故意逃逸，给工人利益造成损害；四是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造成人身伤残事故；五是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为达到个人目的，鼓动不明事由的工人闹事。而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外资、台商、民企较多，国有企业相对较少。为什么国有企业发生的劳资纠纷、劳资矛盾较少，主要原因是企业中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较为健全。企业负责人，有着对党和国家、职工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心。而外资、台商、民企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侵害工人利益的事情必然会发生。而在这类企业中，恰恰是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最薄弱的地方。尤其是工会组织，大部份是属于起萌阶段。如何组织、代表工人去与企业进行协商谈判不得法，加上工会干部大部分是兼职，其工资收入依靠企业，让他如何去抗争？加上上级工会部署的任务一大堆，如何让他集中精力去倾听工人的心声，了解工人现状。目前，企业工会与地方工会出现相脱节现象，地方工会人员少，工作触角延伸不到企业，许多工作是被动应对。因此，工会必须把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自己的主业和核心任务，围绕自己的天然职责，回到代表工人依法进行工资福利、工作时限和工作条件等等的协商职能，才能在解决劳资矛盾、劳资纠纷中发挥应有作用。

四、“停工失范”事件带来的思考

目前，解决“停工失范”事件最大的缺失是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一方面，政府以招商引资、增加GDP为目的，大量引进各类企业，包括不规范的企业，给“停工失范”事件带来诱因，而处理“停工失范”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组织的壮大变化、社会的转型，工会组织机构设置、工作方法滞后，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支撑去作调整。因此，建议如下：

一是尽快制订《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用法律法规条文，明确政府和企业、工会、社会调解组织三者的地位、作用；正视工人停工现实问题，赋予工人合理停工诉求，规范工人的停工行为。

二是尽快制订《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畅通职工表达诉求的渠道；

三是修改《工会法》，明确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建立工会组织和设立至少1名工会专职干部，其基本工资、福利等由企业承担，工作津贴等由同级工会经费开支。

四是各级工会组织要主动适应社会的变革，支持党和政府的全面改革，在支持改革中，探索工会履行天然职责的有效路径、方法、手段。